2022年7月26日，中国人口学会年会国际人口迁移分论坛成功举办。本次分论坛由上海大学人口研究所暨亚洲人口研究中心主办，副研究员陈蓉和副所长陈晨先后主持上午和下午的会场。发言人围绕海外人才归国后的职业发展、在华外籍人口的定居意愿和社会融入、中国公众对国际移民的态度、儿童移民、中国企业出海等国际人口迁移领域中的热点议题进行了精彩的报告。上海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暨亚洲人口研究中心主任蒋耒文教授，上海大学人口研究所暨亚洲人口研究中心、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朱宇教授、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顾宝昌教授等三位点评人做了极具建设性与启发性的点评。本次分论坛共持续近6个小时，参会师生260余人。

会议开始，蒋耒文教授在致辞中首先对参会嘉宾和听会学者表示欢迎和感谢，他指出国际人口迁移地影响着世界各国的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尤其当前“一带一路”的实施，对我国的影响也愈发深刻，然而，国内人口学界对国际人口迁移的关注尚显不足。上海大学人口研究所有团队长期致力于本领域的研究，也希望以此次年会搭建起沟通和交流的平台，共同推动国际人口迁移的研究。

蒋耒文教授致辞

上半场论坛共有五个报告。首先，华东师范大学人才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吴瑞君教授分享了《海归人才跨国流动模式对其回归后职业向上发展的影响——基于2021年上海市基本侨情调查的分析》。研究发现，海归人才的身份、外流和回流的动因模式对海归人才回流后的职业发展均具有显著影响；海归人才在国外居住时长与其职业的向上流动呈反比关系，回国时长与其职业的向上流动则呈现“倒U型”关系。吴瑞君教授建议海外引才政策应该充分重视海外人才个体的多样性及差异性，在引才过程中瞄准重点人才群体，实现全方位精准引才，并对于海归人才就业创业过程中面临的困难与问题加以分类指导；建立海归人才动态信息库，定期跟踪，以掌握海归人才的成长发展规律以及不同类型人才的比较优势，引导其找到合适的发展路径及模式，提高社会贡献力；重视回流人才空间聚集等特点，合理配置和利用海外回流人才资本资源。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移民研究所所长宋全成教授分享了其与山东大学移民研究所副研究员甘月童共同完成的《欧洲儿童移民的现状、问题与解决之道》。研究认为，虽然近年来欧洲对于儿童移民问题的认识有显著提高，2017年欧盟委员会通过了《对于儿童移民过程的保护举措》，阐明了在移民各个阶段为移民儿童提供全面保护行动的计划，但仍存在较大问题，主要表现为：移民儿童在迁移过程中面临的安全风险；抵达欧洲后儿童可能要面临难民营中的暴力与性侵犯；被遣返的儿童要面对回国后缺乏支持的问题。此外，移民儿童还面临着社会融入与教育融入的问题。解决该问题的有效途径应该是：欧洲各国需增加收容无人陪伴的儿童移民的社区家庭数量和收容所数量，改善难民营的环境；遵守“儿童最佳利益原则”；将移民儿童纳入正规的教育系统，提高当地居民对于移民的接受度和包容度；加强国际合作，并完善信息收集机制和共同保护与治理机制。

上海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所长、讲师陈晨和硕士生章华伊以《义乌常住外籍人口的定居意愿》为题，分享了基于浙江省义乌市外籍人口调查的发现，包括年轻的外籍人口更希望在中国定居；高学历的外籍人口更希望获得中国绿卡，但是不计划在中国长久地生活；拥有较长在华居留经历的外籍人口更希望继续居留在华，从而实现真正的定居；中国绿卡对于来自“战乱国”的外籍人口有较强吸引力。研究认为，中国对外籍年轻人口的吸引力与我国老龄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留住高学历外籍人才，是我国未来移民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南京邮电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硕士生朱志伟分享了《地方外籍人口社会融入研究——以莆田市“洋留守儿童”为例》。研究中的“洋留守儿童”是指在国外出生，拥有外国国籍但长期与父母分居而在国内读书生活的儿童。研究发现，“洋留守儿童”的社会融入问题主要表现为：亲子关系疏远，难以回归国外家庭；语言能力较差，难以适应国内教育；缺乏同辈群体，人际交往严重受限；缺乏自信心与鼓励，自卑心理严重，逃避人际交往，消极厌世；缺乏社会支持，难以跨越文化鸿沟，跨文化适应能力差。他建议，政府和社会组织应有效发挥各方职能，做好“洋留守儿童”祖籍国与侨居国语言、文化、教育的有机衔接，帮助其实现社会融入。

上海大学人口研究所硕士生陈岳良分享了《感知公平、社会信任和中国公众对国际移民的态度》。研究发现，更高水平的感知公平与公众更积极的对移民态度相关。当本国人感知到中国给予移民的优越待遇时，可能会产生反移民的态度，因此，研究建议外国人不应受到歧视，但也不应享有特权。研究还发现，社会信任与公众对移民态度没有显著关系。这可能是由于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文化背景大致相同，而信任社会上的陌生人并不意味着他们会相信文化背景很可能不同的国际移民。

朱宇教授首先对五位研究者的精彩报告做出了高度赞扬。他认为这些研究“恰逢其时”地回应了近年来中国人口迁移流动向海外加速拓展的新形势，同时也契合了中国国际人口迁移问题在后人口转变时期必须被重视的需要。五个研究均拓展了国内对于中国国际人口迁移研究的视野。蒋耒文教授认为从人口学的角度出发，中国国际人口迁移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相关研究的数量有限，分年龄或性别的迁移率等一系列重要数据的缺乏对研究的深入有较大限制，需合力开发估算方法，予以解决。朱宇教授和蒋耒文教授依次对五个发言进行了高屋建瓴的点评，提出了改进建议，并特别鼓励学者们与现有文献对话，考虑如何将对国际人口迁移的研究与对国内人口流动的研究融合贯通。

上半场论坛部分参会者合影。

下半场论坛同样也有五个发言。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吕利丹副教授分享了《瘟疫与人口迁移流动：历史经验与反思》。她回溯了历史上的人口迁移转变历程和城市化进程，讨论了人口迁移、城市化与瘟疫之间如何相互影响，以及人类在不同的城市化推进模式下如何应对瘟疫。尽管现阶段的城市群发展模式加大了瘟疫防治难度，但其背后的规模效益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却使得原有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发展模式面临新的挑战。人口的空间移动推动了大型瘟疫的传播和扩散，与此同时，瘟疫也影响了许多国家的移民管理制度。

上海大学人口研究所博士生黄子越分享了《流向城镇和农村地区的国内和国际迁移流的跨国比较》。研究发现，国内和国际迁移者在选择城乡迁移目的地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这种差异在人类发展指数与城镇化水平不同的国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对于不同教育水平的群体，无论是国内移民还是国际移民，教育水平较高的移民倾向于选择农村地区作为迁移目的地，而教育水平较低的移民倾向于选择城市地区作为迁移目的地；在性别差异上，男性和女性移民在移民目的地的选择上的差异最显著的体现在教育水平最低的群体和教育水平最高的群体中。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经济社会学与跨国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刘玉照教授以《身份转型、认知转变与海外华侨华人的本地化——卢旺达华侨华人“利益-规范”双重博弈行为的考察》为题，分享了2021年在非洲卢旺达的调研结果。刘玉照教授发现，海外华人在当地的经营，往往是在有限的规范认知下的利益与规范双重博弈。一个初到海外的华人在经历一个非常短期的适应过程之后，往往就会与当地社会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互动模式，尽管在这个互动模式背后相互之间充满了误解和偏见；但是，随着他们在当地社会居留时间的增加，他们对当地社会的认知会逐渐发生改变，尤其是特定职业身份或社会角色的转变，会加速改变他们对当地社会的了解和认知，使他们本地化的水平获得进一步的提升，与当地社会形成新的互动模式。通过对不同时期进入卢旺达的华侨华人经营行为的考察，来分析他们经营中的“利益-规范”双重博弈行为模式，揭示海外华侨华人经营的本地化过程。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经济社会学与跨国企业研究中心硕士生马雅敏分享了《中国企业在文莱经营的“标准竞争”：行业标准与人才生态》。研究发现，中国标准并非是理性计算实现“成本-收益”最大化的产物，现实中决策者的理性是有限的，并在很大程度上是决策者认知引导下的结果；具体来看，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决策者对要“利益”、“规范”还是两者兼得或是其他类型的抉择过程；由于跨文化环境的不确定程度以及决策者自身认知的转变，一些决策安排并非能持续，进而探究结构和行动的互动关系是如何导致制度演化变迁的。

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高哲博士分享了《非洲中国新移民雁阵迁移研究——以安哥拉为例》。高哲以中国新移民增速最快、人数较多的安哥拉为例，借鉴经济学关于产业转移的“雁阵理论”，将以国企员工、劳务人员、自费人员为主体的中国新移民梯度继起迁移的跨国人口迁移类型总结为“雁阵迁移”模式。研究发现，经济全球化与中非合作是首要驱动力量，跟随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主要迁移方式，动态比较优势和垂直市场分工是重要影响因素。

顾宝昌教授指出人口学界应加大对人口的流动和迁移的关注，国际人口迁移流动亦是题中应有之义，尤其在当前一带一路背景下进行国际人口迁移研究的是非常必要、重要和紧迫的。他高度肯定了上海大学人口研究所举办此次分论坛对推动国内人口学界开展国际人口迁移研究的重要意义，并依次对五位研究者的工作进行了点评并提出了改进建议。

下半场论坛部分参会人员合影。

参会嘉宾和研究者们进行了活跃的问答互动。论坛在意犹未尽的热烈讨论中顺利结束。

分论坛部分参会人员合影

作者：上海大学人口研究所暨亚洲人口研究中心陈蓉、陈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