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日下午1:30分，中国社会学会2023年学术年会“特大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在天津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二主楼如期举行。此次论坛由上海大学社会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共同主办，论坛负责人为黄晓春教授和田丰研究员。本次论坛采用线下研讨、不设置线上研讨的方式举行。来自上海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首都经贸大学、重庆工商大学、天津财经大学等全国各院校的二十余位师生进行了会议发言，共同探讨如何提升特大城市治理的现代化水平。本论坛共分为三个单元：人才流动与就业、人口融入与参与、城市治理与服务。
论坛伊始，论坛主办方对各位参会者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本次论坛的筹备情况，收到的论文量和论文评选过程，本论坛共收到论文52篇，主办方对论文进行了两轮评选，最终有17篇论文入选本论坛进行宣讲。
第一单元：人才流动与就业
特大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引擎作用，其关键就在于可以吸引人才流入和创造较多的就业，为此本论坛的第一单位为人才流动与就业。
特大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引擎作用，其关键就在于可以吸引人才流入和创造较多的就业，为此本论坛的第一单位为人才流动与就业。本单位共有四位发言人，分别为上海大学的项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孙兆阳、上海行政学院的马丹、郑州轻工业大学的陈晓冰。
项军：人才大战背景下特大城市青年分配公平感的形成机制
项军以“人才大战背景下特大城市青年分配公平感的形成机制”为题进行了发言，论文区分了基于继承与集体排斥的先赋性地位与基于绩效和个体排斥的自致性地位，并结合“自我服务偏见”和“受挫怨恨”的心理机制提出“地位情境归因”的理论命题。通过对2019年覆盖五大都市圈十个特大城市的80、90后青年群体调查数据基本证实了这一命题。研究发现，自致性地位获得有利于增强对自致性资源（如就业机会）的公平感，而户籍身份是影响青年人才对高考制度和公共福利公平感的最重要因素。同为外来高学历中高收入青年，获得本地户籍和住房的人会倾向于绩效主义内部归因，从而提升公平感，而未获得的更倾向于外部归因，且叠加其对子女代际向上流动的期望受阻，易于产生受挫怨恨，致使其分配公平感降低。本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特大城市青年分配公平感的形成机制，也对地方政府在户籍、住房及公共福利政策方面如何更有效地引才留才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孙兆阳：城镇青年失业的长期趋势和结构特征：1982-2021
孙兆阳以“城镇青年失业的长期趋势和结构特征：1982-2021”为题进行了发言，论文利用1982—2020年五次人口普查数据、1995—2015年1%人口抽样数据和年度劳动力抽样数据，计算并推算我国城镇青年失业率和失业人数，分析青年失业人口的结构特征。城镇青年失业问题较突出，在5%—17%间波动，但总体保持稳定可控。近年随着经济增速放缓，整体城镇青年失业率和失业人数稳中有升。毕业生未工作仍然是失业最主要原因，但占比在逐渐下降，健康、身体等个人原因占比显著增加。男性青年失业率超过女性，且两者差距呈扩大变化。青年失业人口中大学毕业生占比持续增加，有本科以上学历女性大学生失业情况更严重。第三产业失业占比接近75%，女性中占比更高。3个月以内短期失业成为主要形式，长期失业压力不大。职介中心、亲朋介绍等传统求职方式急剧减少，数字化、主动式等新求职方法迅速增长。
马丹：大都市创新群体的社会公平感与工作幸福感
马丹以“大都市创新群体的社会公平感与工作幸福感”为题进行了发言，论文利用2019年在创新群体比较集聚的10个特大城市的调查数据，运用中介效应和倾向值匹配模型，分析了大都市中的创新群体与非创新群体在工作幸福感方面的差别。研究结果表明，创新群体的工作幸福感显著高于非创新群体。而创新群体的社会公平感对工作幸福感具有某些独特的影响。其中，结果公平感对工作幸福感的影响在创新群体中有着更强的提升作用。移民公平感对工作幸福感的积极影响在两个群体之间没有程度上的差异。过程公平感对工作幸福感的积极影响虽然有一点变化，但在统计学意义上并不显著。不公平经历对工作幸福感的影响在两个群体中都一致的呈现显著的负面直接效应，但通过结果公平感产生的间接效应则在创新群体中更强。
陈晓冰：基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城市青年在职贫困研究
陈晓冰以“基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城市青年在职贫困研究”为题进行了发言，论文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项目”数据，本研究使用A-F法测度城市青年的在职贫困，通过Logit模型和Oaxaca-Blinder模型分析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城市青年产生在职贫困的影响，及其结构效应在产生在职贫困可能性差异中的贡献。研究发现：当下我国城市在职青年面临着一定程度的在职贫困问题，非物质层面的贫困问题凸显。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城市青年在职贫困产生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在全部在职贫困产生可能性的差异中，由结构效应解释的部分约有50%。
第二单元：人口融入与参与
人才流入到特大城市，并且在特大城市参加工作生活，能否让人口融入并参与到城市发展过程中，是特大城市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关键，因此第二单位关注人口融入与参与问题。本单元共有七位发言人，分别为复旦大学的王川兰、上海大学的陈燊、上海商学院的张君安、上海大学的孙玉轩、钱雨琦、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的毕婧千、重庆工商大学的袁博。
王川兰：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行动者、合作网络及其影响机制
复旦大学的王川兰以“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行动者、合作网络及其影响机制”为题进行了发言，论文运用混合研究方法对上海市W街道38个社区在基层治理场域中的互动情况及其关系网络展开研究。研究发现，行动者合作网络整体密度较低、中心性出现圈层分化趋势、模块化和结构洞较不明显。基层政府在社区治理网络中处于权威地位，社区基金会的“信息桥”位置突出、以专业性社会组织为代表的社会力量较为活跃。通过ERGM检验组织变量、关系变量和环境变量等与社区治理合作网络的因果关系发现，行动者的类型、规模、合作程度以及空间距离等变量对合作网络产生显著影响。据此，社会治理合作网络的结构凝聚性、等价性和结构理性在实践中的意义需进一步挖掘。这一研究有助于从结构性互动视角深化对基层社会治理过程的认识和理解，也是为丰富和发展政社关系的解释机制在理论和方法上的探索。
陈燊：社区SES与社区集体效能感：住房的调节效应
上海大学的陈燊以“社区SES与社区集体效能感：住房的调节效应”为题进行了发言，论文使用2017年“上海都市社区调查”调查数据，采用OLS线性回归、交互效应分析的方法，检验了社区SES对社区集体效能感的影响，同时，还探究了其中住房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社区SES与社区集体效能感呈负向相关；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住房产权变量的加入加剧了这一负面影响。
张君安：离析抑或适应：社会流动与特大城市居民的社会安全感知
上海商学院的张君安以“离析抑或适应：社会流动与特大城市居民的社会安全感知”为题进行了发言，论文超越了既有对整体性社会安全感知的研究视角，尝试从私领域社会安全感知和公领域社会安全感知维度对社会安全感知进行测量；同时从社会流动的视角，考察地域流动、职业流动、阶层流动以及跨体制流动对社会安全感知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社会流动显著地影响着我国居民的社会安全感知，同未经历过流动的居民相比，有流动经历的有更强烈的不稳定感，更有可能产生不安全感。其次，地域流动会对民众的安全感知造成负面影响；第三，高频率的职业流动虽然增加了私领域的安全感知，但是从整体以及公领域安全感知而言仍然呈现负面影响。最后，计划分配的职业流动作为一种有体制保证的流动方式能够提升公领域社会安全感知，市场方式的职业流动途径显著的降低了民众的社会安全感知。
孙玉轩：突出个体如何解决社区问题
上海大学的孙玉轩以“突出个体如何解决社区问题”为题进行了发言，论文以社区的停车位争端为例，探讨在居委会缺位的情况下，业主中的突出个体如何解决平息争端，并彻底解决问题。作者认为多数业主的支持、突出个体的适当强势和他们行动力强的特质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依托突出个体的“人格化”治理可以有效解决社区中的问题，但如何使其更加制度化也是将要面临的问题。
钱雨琦：家庭化人口流动对个体社会融入的影响
上海大学的钱雨琦以“家庭化人口流动对个体社会融入的影响”为题进行了发言，论文利用CMDS-2017数据，运用包括主成分分析、回归分析和倾向值匹配在内的分析方法，依据立足于核心家庭内部异质性命题的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在控制传统归因变量的前提下，对家庭化人口流动如何影响个体社会融入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发现：亲子关系中的外部互动效应、夫妻关系中的内部固化效应和性别差异下的分工差异效应，在作为初级社会资本的核心家庭框架内影响个体社会融入，并导致了个体在不同融入维度上的融入差异，最终表现为相关研究中所曾描述的一种选择性社会融入状态。
毕婧千：多维二元结构与特大城市居民志愿服务参与研究
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的毕婧千以“多维二元结构与特大城市居民志愿服务参与研究”为题进行了发言，论文基于多维二元结构理论视角揭示不同群体参与志愿服务的差异。通过分析《2019年新时代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检验城乡二元结构、区域二元结构、体制内外二元结构、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二元结构等结构性因素对特大城市居民的志愿服务参与情况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多元二维结构中区域二元结构与体制内外二元结构会对志愿服务参与情况产生影响。其中，相较于北上广深等超一线城市的居民，其他城市居民更倾向于参与志愿服务，这可能受社会融合、工作压力、生活成本等因素影响，同时城市志愿服务的发展并不完全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城市规模和特征、城市内部社会组织和政策环境等。另外，受到政策、制度和组织的影响，体制内居民相较于体制外居民在资源获得、政策支持和激励上更加具有优势，因此更愿意参与志愿服务。此外，人口学变量也会对志愿服务参与产生影响。未来可以通过消除二元结构下的不均衡现象，提供相应支持和激励措施，鼓励城市居民更好地参与志愿服务，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袁博：职业流动、政治信任与国家政策认同
重庆工商大学的袁博以“职业流动、政治信任与国家政策认同”为题进行了发言，论文基于2019年“新时代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对比分析了我国新社会阶层与体制内人员在职业流动、政治信任，及其国家政策认同之间的关联机制。研究发现，两个群体的相同之处在于，新社会阶层与体制内人员的职业流动均会显著影响其国家政策认同；不同之处在于，政治信任在新社会阶层的职业流动与国家政策认同之间还建立起了一条中介路径，发挥着遮掩效应。以上发现在支持社会转型背景下社会流动会显著影响社会政治态度的既有理论命题上，进一步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设想。
第三单元：城市治理与服务
该单元发言主要围绕城市施行的各项政策、提供的各项服务展开。共有六位发言人，分别为上海师范大学的冯猛、上海大学的祝醒、上海海洋大学的吴永红、天津财经大学的许泓莉、上海大学的樊锦豪、首都经贸大学的张起帆。
冯猛：地方公共政策创新参与的整体图景：规范与协调
上海师范大学的冯猛以“地方公共政策创新参与的整体图景：规范与协调”为题进行了发言，在长链条创新体系中，一项政策创新往往需要多方配合共同参与完成，政策创新绩效的获得依赖于多元部门的参与形态和参与程度。发起创新行动的上游政府部门为顺利获得创新效用，制定出相对完备的创新政策以指导下游部门的参与行动。中游部门作为传递渠道实现政策过渡，上下游部门之间的积极互动关系有助于中游部门提升参与的努力程度。下游部门更注重局部目标和短期效用，在创新政策落地施行中参与策略的选择是分散性的。不同组织求同存异、松紧结合的运作逻辑，有助于支撑政策创新实现一致规范与分散行动的协调均衡。N区“社区公益招投标”创新活动的案例表明，创新链条的上、中、下游部门分工配合，各取所需的同时维护了政策创新的整体收益，政策创新参与呈现出“一源多流”的完整图景。
祝醒：技术与组织的双重准入原则
上海大学的祝醒以“技术与组织的双重准入原则”为题进行了发言，技术治理是当代中国城市治理过程的重要特征，公众参与往往也被视为是弥补技术治理过程中灵活性差的重要手段之一，但在日常实践中却往往遭遇着参与程度不高，参与效果差等问题。论文以“技术”本身作为切入点，从技术的社会建构的视角出发，去探讨公众参与是怎样改变技术治理过程中运用的数字信息技术，并对数字技术应用过程中所偶发的“低易用性”与“技术偏见”等现实问题造成了怎样的影响。通过深描H市数字治理平台建设中各参与方，即技术专家、城市管理者和公众的互动过程，试图探析造成公众参与效度不佳的原因与机制。经研究发现：在参与实践中，数字信息技术通过“技术准入原则”和“组织准入原则”两层过滤机制，阻碍了公众的参与，其中，技术特性准入、技术管理准入和专业知识准入阻碍了公众的利益表达，而组织化准入适应性准入则影响了公众意见的传导速度。
吴永红：组织特质与资源汲取
上海海洋大学的吴永红以“组织特质与资源汲取”为题进行了发言，论文通过对一个以社群为基础的社会组织资源依赖结构转型过程的研究，检视了公益服务类社会组织资源汲取的内生性基础。基于社会组织与服务对象的互动特征及其在公益场域中扮演的角色，论文提出了“组织特质与资源汲取”分析框架，用以解析社会组织通过识别与回应社会需求所实现的资源汲取多元化过程，探讨这类组织何以超越行政资源依赖的组织机制。在中国社会组织资源环境日益优化的当下，社会组织的社会性本身可作为独立的解释变量解析社会组织如何提升资源汲取能力，为现有的社会组织研究提供新的经验和解释路径。
许泓莉：营改增试点改革与城市工业用地价格
天津财经大学的许泓莉以“营改增试点改革与城市工业用地价格”为题进行了发言，论文通过构建代表性工业企业和地方政府静态博弈模型，从需求、供给和市场化程度视角对“营改增”试点改革影响城市工业用地价格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理论阐释。利用工业用地微观交易数据，实证分析了2007-2015年中国34个省会、副省级及以上城市“营改增”试点改革对工业用地价格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营改增”试点改革对于城市工业用地价格具有提升效应，且在城市产业结构、财政结构维度呈现异质性，在考虑不同PSM匹配样本、安慰剂检验、替换样本选择、变换内生性处理方法等情况下，结果仍然稳健；第二，城市工业用地价格上升来源于“营改增”试点改革增加了城市新生企业数量、降低了工业用地供给规模和提高了工业用地配置市场化程度。最后，从注重财政制度与土地制度联动改革、实施差异化工业用地供给策略、推动工业用地价格回归市场价值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启示。
樊锦豪：跨部门协同的常规化何以实现
上海大学的樊锦豪以“跨部门协同的常规化何以实现”为题进行了发言，论文以S市“一网通办”的政务服务改革为例，通过比较分析的方法考察改革前后新能源汽车牌照申领的跨部门协同模式。研究发现，传统跨部门协同存在“以部门为中心”的科层制困境。想要达成“以场景为中心”的常规化跨部门协同，需要为技术设置相应的制度载体与组织载体，这种模式的实现可以表现为政府部门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和地方政府在组织架构上的调适。
张起帆:社区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
首都经贸大学的张起帆以“社区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为题进行了发言，论文基于组织生态位理论，以浦东新区Y街道社区社会组织间业已建立的互利共生关系机制为例，尝试提出“社区社会组织生态链”概念分析框架。社区社会组织生态链是组织依据生态位的差异建构的流程性序次关系，主要由上游组织、中游组织、下游组织三大主体及其所处的生态环境构成，其具有动态适应性、共生进化性、结构序次性等特性。组织生态链的建构能够打破原有的碎片化组织秩序，对于推动我国社区社会组织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会议发言结束后，论坛联络人上海大学庞保庆、中国社科院社发院冯希莹对各位参会者表示了感谢，也期待各位学界同仁继续关注特大城市治理论坛，希望明年有更多、更精彩的论文分享。（庞保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