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下午2点，中国社会学会2025年学术年会“中国式现代化与特大城市治理”论坛在西南财经大学如期举行。本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党的领导与国家治理研究部、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共同主办，论坛负责人为韩克庆研究员和黄晓春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政法学部主任、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李培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学会会长张翼，华东师范大学文军教授、清华大学王天夫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党的领导与国家治理研究部韩克庆研究员、上海大学李友梅教授、黄晓春教授、杨锃教授、纪莺莺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党的领导与国家治理研究部助理研究员潘杰等诸多专家学者与会，论坛得到《社会》、《中国式现代化研究》期刊的支持，与会学者共同探讨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如何不断提升特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回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的重要思想。
论坛分为致辞、主旨演讲、交流研讨、论坛总结四个单元。
第一单元 致辞
第一单元是致辞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党的领导与国家治理研究部韩克庆研究员、上海大学黄晓春教授共同对李培林研究员、张翼研究员、李友梅教授、文军教授、王天夫教授莅临论坛表示衷心感谢，对各位参会者表示热烈欢迎。
张翼会长从中国式现代化中特大城市的重要性展开，他指出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是衡量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法国作为当时欧洲的大一统国家，其四通八达的铁路网建设为人口往巴黎聚集提供了便利条件，最终促成巴黎成为法国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巴黎城市人口一度占到法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当时有“巴黎不仅是法国的巴黎、更是世界的巴黎”的说法，人口的聚焦也让巴黎变成了时尚之都、消费之都。除了城市本身之外，城市群的人口聚焦更为明显，基本上城市群的人口会占到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人口的聚集才会带来消费的增长。因此，特大城市的发展具有非常大的前景，当然也要关注特大城市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让城市成为更美好的居住生活工作的空间。
黄晓春教授详细讲述了本论坛的创设初衷和发展历程，并从如下三个方面对论坛发展历程进行了总结：第一是关注国家社会发展前沿议题。特大城市不仅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更是提升整个社会文化素质和创新能力的重要平台，特大城市治理的成效直接关系到国家社会未来的发展和走向，因此从论坛设立之初就一直关注特大城市发展。第二是关注学科热点。城市社会学是社会学的重要分支，论坛就是关注城市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尤其是注重从社会学的视角开展研究，在论坛研讨的多篇论文后来都发表在权威期刊上。最后是关注比较研究。论坛不仅关注城市当前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从比较的视角展开研究，这里一方面是从中外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环境进行中外比较，一方面是加强古今比较，比如从传统文化视角开展城市研究。
第二单元 主旨发言
第二单元是主旨发言环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党的领导与国家治理研究部韩克庆研究员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政法学部主任、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李培林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文军教授先后进行了主旨发言。
李培林研究员以“城市更新、包容性与特大城市治理”为题进行了主旨发言。李培林研究员指出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以及城市大规模基建和房地产大发展时期的过去，城市面貌和居住品质的提升为核心内容的城市更新，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城市更新是指在我国城镇化发展接近成熟期时，通过维护、整建、拆除、完善公共资源等合理的新陈代谢方式，对城市空间资源重新调整配置，使之更好满足人们的期望需求，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城市更新本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对物理空间（建筑物、生态环境等硬件）的改造；另一方面是对社会空间（文化氛围、居住软环境、社会包容度等软件）的改造。但目前在现实中，更多地理解为物理空间改造，如有些地方的城市更新集中在旧街区、旧厂房、旧城中村的“三旧”改造。在我国特大城市的形成中，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强调进城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数亿农民工进城从未引起大规模的城市骚乱，国内学界塑造了农民工支撑大规模城市基建和世界工厂的形象，国外也改变了对农民工的看法，农民工四次登上《时代》周刊封面。我国目前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减少600多万人，大城市之间的抢人才大战，逐步演变成抢劳动力大战，但至今仍有2亿多进城农民工无法在户籍上融入城市。未来大城市的活力和动力的保持都需要包容性的增强。城市包容性概念的提出，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国际学界对城市发展中日益凸显的对贫困、失业、种族、移民、少数族裔等社会排斥问题治理的回应。联合国人居署推动形成1996年伊斯坦布尔《人居议程》首次在国际政策性文件中明确提出“包容性城市”的概念，与“可持续城市”一起，作为人类住区发展的两大目标，具有里程碑意义。2016年在基多形成的《新城市议程》， 进一步深化和扩展了“包容性城市”的理念和内涵，包括空间包容（可负担住房、无障碍环境）、经济包容（体面工作、创业机会）、社会包容（社会融合、社区建设）、政治包容（参与治理）等多个维度。但目前如何度量城市的包容性尚未有完整的指标体系，从包容性的概念出发，至少应该包括：1.经济包容性：就业和创业机会、失业率、非正规就业比例、新就业群体比例外来务工人员职业培训覆盖率、最低工资与生活成本的匹配度、住房可负担性、保障性住房覆盖率、公共服务均等化、外来人口子女公立学校入学率、医疗资源可及性、公交便利性。2.社会和文化包容性：多元文化接纳度、社区建设和参与户籍限制政策的宽松程度（如积分落户门槛）、劳动权益投诉处理效率、生活满意度、城市归属感。3.空间与环境包容性：无障碍设施、公共场所建设（地铁、绿地、公园等）、流动摊贩规划合理。未来，应该打造更具包容性的城市格局，用“人的故事”代替冰冷的数字，让城市更有温度，更有包容性和活力。
文军教授以“大都市社会治理的不确定性风险及其应对——以城市韧性治理为例” 为题进行了主旨发言。文军教授指出联合国在2002年可持续发展全球峰会上将“韧性” (Resilience) 理念引入城市风险治理领域，经过20余年的发展，韧性已逐渐成为理解和治理城市复杂系统方面使用最广泛的概念之一。目前，“韧性城市”(Urban Resilience) 计划已被我国列为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4月10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的讲话中提出，要将打造“韧性城市”作为完善城市化战略的重点内容。之后，“韧性城市”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及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韧性”之所以在城市治理领域受到关注，缘于它顺应了从“风险”到“不确定性风险”(Uncertain Risk) 治理需求的转变。刚性治理遵循的是隔绝原则，风险被视为可预测和可控制，旨在将其置于城市结构之外，这代表了一种确定性思维；而韧性治理遵循的是恢复原则，它承认风险的不确定性及其难以预测和控制的本质，强调城市系统面对风险可以吸纳干扰和冲击以恢复到过去的平衡状态。只有深刻认知“不确定性”与“风险”，才能真正理解城市治理转型的本质。受到日益加剧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社会发展视域呈现出“超风险格局”，不确定性与风险的并存直接导致了一种“不确定性风险”（uncertain risk）的产生。而这种“不确定性风险”区别于传统以“危机”为内涵的“风险”概念的关键点就在于它不仅超越了风险的负面价值论，同时关注风险的消极与积极面向，而且突破了可计算/不可计算风险的二分法限制，打破了风险理论中所暗含的对确定性的寻求，将其内涵拓展至更广泛的日常生活之中，强调以不确定性的方式来应对随时发生的各种不可预测性。城市韧性治理“对不确定性的承认与应对”和“对确定性的假设与追求”之间存在着理论以及现实张力，并从城市韧性治理的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三个角度探讨这一治理模式目前遭遇的困境与不确定性挑战。目前城市韧性治理遵循的路径是“承认不确定性——利用可能性知识面对不确定性——恢复与重建确定性”。但是当不确定性成为社会发展的新常态，那么对确定性的追求，则成为一种需要克服的天性。我们要重新思考城市韧性的概念和实践，将其视为一个动态的、持续发展的过程，而不仅仅是恢复到某个既定的、确定的状态，因此要构建整体性、前瞻性、长期性的城市韧性治理新格局。
第三单元 交流研讨
本单元第一部分由上海大学庞保庆主持，上海大学项军、《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张书琬担任评议人，上海大学纪莺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潘杰、郑州轻工业大学荣滢滢、中国人民大学张琪琛、上海大学陈伟、厦门大学张婉莹六位发言人先后发言。
上海大学纪莺莺以“家与城市社区治理”为题进行了发言，纪莺莺老师指出当前“国家-社会”的二分法导致我们无法深入到社区基层，无法了解到社区里的居民和社区工作者，而从中国的传统来看，我们非常注重“家”的建设，因此“家”这一概念可以让我们看到“国家-社会”二分法所忽视的问题。在特大城市发展过程中，社区工作者特别是居民区书记，是链接城市居民的家与城市治理的桥梁，因此需要从居民区书记的个体特征考察其对城市治理的影响，尤其是要关注居民区书记生活史的重要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潘杰以“北京市市民绿色生活方式的行为转化研究”为题进行了发言，潘杰老师指出，北京作为中国超大城市之首，曾经备受空气污染、垃圾围城等环境污染问题的困扰。2008年推出了绿色北京发展战略以来，聚焦与加快建设国际绿色经济标杆城市，北京市委、市政府在碳污源头管理、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绿色产业培育等方面作了系统性的努力，成效显著，实现了十年间PM2.5浓度降幅超60%、碳排放强度降幅达50%的历史性成就。也在近几年推出了践行绿色出行、垃圾分类、节能节水等生活方式的种种举措，鼓励全社会自愿参与减污降碳行动，但发现相较于绿色生产方式的转型，市民绿色生活方式的转化进展仍存在一些难点。为此，在2025年春节前后，我们在以往实践研究基础上，抽取了北京市的几个小区作了针对“绿色生活方式认知与实践”的小规模问卷调查，尝试通过问卷的分析，对北京市民绿色生活方式的行为转化难点与长效机制进行探讨，并给出政策建议。
郑州轻工业大学荣滢滢以“情感治理赋能社区矛盾纠纷化解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以郑州市Z社区实践为例”为题进行了发言，作者以郑州市Z社区为例，发现Z社区既将“情感作为治理的对象”，更将“情感作为治理的策略”，通过情感满足、情感培育、情感疏导和情感联动，显著提升了化解效率，实现深层矛盾纠纷的解决，建立了矛盾预防机制并实现社区可持续和谐发展。为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基层的发展提供新路径，助力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
中国人民大学张琪琛以“基层社会治理的情感逻辑：实践、机制与边界”为题进行了发言，作者以X区中小国企的人事纠纷化解为例，考察该区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市场化治理机制，通过机制合并和逻辑统一两种组织机制划定了情感治理的作用边界，精细化地规制了情感治理逻辑的运用，并探索出合作型、帮扶型和控制型三种情感治理模式。
上海大学陈伟以“从数字到数治：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困境与路径”为题进行了发言，作者指出从数字政府建设到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条块政府运行逻辑与数据决策逻辑之间存在着张力，二是上级政府的数据能力与基层部门的数据需求衔接仍有不畅。这两个问题，成为横亘在数字治理前面的关键问题。其来源于政府的条块分割与数据壁垒。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困境的重要路径在于数据融通技术开发以及数据管理创新机制。
厦门大学张婉莹以“街头治理：基层警务的实践逻辑与治理策略”为题进行了发言，作者以“制度弹性空间的生产”分析框架，探究基层警务治理策略，揭示基层警察如何在不同治理情境下实现正当性资源的调配与策略行为的配置。研究发现，制度的刚性并未终结弹性实践的可能，反而促使弹性空间在规范合法性与社会合法性的双重驱动下，以更为组织化、策略化的方式重返治理实践，完成风险调控与秩序维护的治理目标。
上海大学项军、《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张书琬分别从论文的研究价值、分析框架、概念度量、论证逻辑等角度分别对上述发言人的发言内容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点评。
本单元第二部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朱涛主持，厦门大学黄晓星、《社会》冯莹莹担任评议人，上海师范大学宋瑜倩、上海大学姚代奕、厦门大学李武呈、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张文翠、西华大学冯燕、北京大学李祥宇六位发言人先后发言。
上海师范大学宋瑜倩以“新时代‘枫桥经验’视域下基层矛盾纠纷治理共同体的运行逻辑研究”为题进行了发言，作者基于协同治理理论构建“价值-组织-制度”三维框架，考察上海市虹口区“三所联动”机制案例。研究发现，价值共创通过多主体对话与共识构建推动治理目标一致性；组织协同通过优化结构和资源整合提升治理效能；制度增能激发治理参与动力，确保持续性发展。然而，该机制在资源整合深度、跨部门协调效率及协同机制长效性方面仍有不足。应通过加强信息共享平台、完善激励机制、深化资源整合等策略优化，为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和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借鉴。
上海大学姚代奕以“集体记忆与城市更新的空间活化逻辑”为题进行了发言，作者以“建立在地点之上的集体记忆”为理论视角，以一个工业锈带中的公共空间更新实践为研究案例，力求为中国城市提炼出具有本土化情境的持久性空间活化逻辑。研究发现，杨浦滨江的单位社区居民在长达数十年的地方性情感沉淀中形成了基于工业流金岁月的“光辉记忆”与城市生态环境的“苦涩记忆”；为此，杨浦在公共空间的规划、建设和运营中通过分别实现对这两种地方集体记忆的传承和扭转，打造出一个能够激发本地居民参与的高品质滨水空间，再造出全新的“城市记忆”。最终，在这一由记忆生发的人与地点的循环互构下，公共滨水空间和居民集体记忆完成了相互的再生产，使得一种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与空间活化路径成为可能。
厦门大学李武呈以“流量社区：城中村改造的新发展形态”为题进行了发言，作者认为流量社区以历史建筑景观和社区传统文化叙事为内容支撑，结合空间区位优势构建空间消费特色场景，与国企合作建立长效运营机制，实现流量营造和流量治理的系统闭环，发展壮大了集体经济。作为城中村治理理论的本土化尝试，“流量社区”概念作为本土实践的一种典型经验概括，将有助于学界认识新时期城中村发展的新途径、新取向。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张文翠以“助推如何促进公共安全：基于济南市轨道交通项目安全积分兑换的案例研究”为题进行了发言，论文借助行为经济学中的助推理论，以济南轨道交通项目安全积分兑换为案例，说明助推促进公共安全的机制及内在逻辑。研究发现，公共部门通过制度框架、增加吸引力、多维比较、实时反馈等助推框架的运用，使助推分别发挥情景效应、信息易处理效应、社会规范效应、信任效应。进而，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合一，以小拨大，以微小的改变带来显著的正外部性，同时实现个体行为决策目标与公共政策目标的统一，激励相容，使微观干预手段能够更有效地嵌入宏观政治框架之中，最终提升公共安全的政策遵从性，优化政策工具，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西华大学冯燕以“从技术嵌入到系统韧性：智慧治理如何锻造城市韧性？”为题进行了发言，作者运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方法，构建“数字化风险识别能力—数字化危机响应能力—数字化弹性适应能力—数字化反馈优化能力”四维分析框架，对30个超大城市基层智慧治理案例进行定性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全要素协同驱动型”“智能感知-韧性储备耦联型路径”“策略调适型路径”是提升城市韧性治理效能的三条关键组合路径。
北京大学李祥宇以“诉从何来：接诉即办‘最后一公里’的民情解码——基于北京市Q社区的案例研究”为题进行了发言，作者指出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塑造了市民诉求驱动的超大城市治理新模式，而这一改革的基层落地效应还有待探明。基于对北京市Q商品房社区2021-2024年接诉即办案件的民情解码，本文描绘了城市社区接诉即办的独特情境与发展趋势，并从中指出市民诉求驱动下社区治理的可能性优化方向。
厦门大学黄晓星、《社会》冯莹莹老师分别从论文标题、研究理论的适配性、案例选择的理由、写作规范等角度分别对上述发言人的发言内容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点评。
本单元第三部分由上海大学庞保庆主持，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王雪梅、南京理工大学叶锦涛担任评议人，上海大学项军、重庆工商大学谢雨虹、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李钰堃、郑州大学刘景琦、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闫东方、上海大学金子钰、中央民族大学王映骅、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李硕人八位发言人先后发言。
上海大学项军以“户籍制度与中国特大城市青年的分配公平感”为题进行了发言，作者基于2019年覆盖中国五大都市圈十座特大城市“80后”和“90后”青年群体的调查数据探讨户籍制度对青年分配公平感知的影响。借助布劳与邓肯以及帕金的社会分层理论，提出“资源异质性假说”，分析户籍作为一种社会结构与身份标识的双重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尽管基于能力和个体排斥的社会经济地位资源对特大城市青年群体的分配公平感影响有限，但基于户籍身份和集体排斥分配的城市公共福利资源显著加剧了非本地户籍居民的不公平感。此外，在特大城市中，本地与非本地户籍身份的差异对分配公平感的影响远超传统的城乡户籍划分。研究结果凸显了消除以户籍为基础的公共福利资源分配歧视的必要性，并建议将非本地居民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以推动社会公平的实现。
重庆工商大学谢雨虹以“特大城市青年的职住匹配模式与社区志愿参与”为题进行了发言，作者基于七个特大城市调查数据，分析职住匹配对青年社区志愿参与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青年群体因年龄低、家庭结构复杂及住房自有率高更易面临职住失衡，而城中村居民职住平衡度较高；职住一体青年社区志愿参与度低于其他群体，周工作时长在其中起完全中介作用，但邻里关系路径未显效，表明工作时间挤占是抑制参与的核心机制。研究揭示，特大城市职住分离常态化背景下，工作弹性压缩是青年治理参与困境的结构性诱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李钰堃以“‘家人、职工与仆人’：农村家政护工 身份认同与城市融入”为题进行了发言，作者指出在我国，农村养老因养老支持制度缺位和青壮年劳动力外流而面临比城市更为严峻的养老压力。这种结构性困境迫使农村的低龄老年群体借助就业政策和乡土社会网络的复合作用在城市实现非正式就业，以分担赡养压力，为自身积累养老资本。研究聚焦农村中老年女性群体以养老为目的的职业流动现象，关注其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身份认同和在城市融入中的具体困境，并尝试为化解我国当前的照护矛盾和发展城乡养老提出可行的建议。
郑州大学刘景琦以“‘没有礼貌的关注’：业主组织应对不合作者的治理策略研究”为题进行了发言，作者指出在业主自治过程中，由于缺乏制度赋予的治理手段，业主组织面临业主不合作的难题。在实践中，业主组织成员运用公共场所的规则，借助公共场所带来的社会性压力，敦促业主转变行为。具体表现为，在“回家的路”这一公共空间，即业主从小区门口到自己家门口的行动路径上，通过将他人的后台行为暴露在前台，破坏他人印象管理的方式，制造出对不合作者的治理手段，即“没有礼貌的关注”。但这些治理手段的行使过程没有体现出业主组织的权威，而被冠以“不体面”。亟需转变业主自治的权力配置，赋予业主组织更多惩戒权。
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闫东方以“AGIL框架下青年夜校建设的结构功能分析与提升路径——基于上海共青团的实践”为题进行了发言，作者指出青年夜校的意义超越单一教育功能，其本质是链接政府、市场、社会与个人的治理接口。结合AGIL模型，青年夜校建设实践中存在适应功能响应欠佳、目标达成界限模糊、资源整合协同不足及模式维持功能受限等问题。需从适应青年需求、明确目标导向、整合内外资源及优化系统建设上优化建设路径，推动青年夜校规范化、专业化发展,促进青年夜校建设与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双向融合。
上海大学金子钰以“特大城市商业空间‘商居博弈’何以破局？——以上海某老街商会网络的韧性治理实践为例”为题进行了发言，作者指出在特大城市商业空间“商居混杂交织、产权碎片化、流动治理难”的共性困境下，本研究基于上海七宝老街商会的深度案例，揭示草根政策企业家如何通过构建韧性治理网络实现商居博弈破局。研究发现：关键行动者通过“动机-能力-策略”三重韧性驱动网络三阶段跃迁——从商户互助群（1.0）到正式商会（2.0）再到产业链共治平台（3.0），在危机中实现“社会资本韧性化”与“制度自适应”。这一双向赋能机制既破解了原子化治理困境，更构建了政府背书与社会自救互嵌的“韧性共生体”，为中国特色基层治理提供“危机驱动创新”的新范式。
中央民族大学王映骅以“大都市边缘区乡村数字公共文化空间的意义生产研究——以广州市P村为例”为题进行了发言，作者指出大都市是数字乡村建设条件最为成熟的一类城市，其数字公共文化空间的实践应用对激活城乡人口对身份的再认同以及心灵的再栖息，提升大都市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作者运用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的方法考察P村乡村数字公共文化空间的意义生产。研究发现，依托数字媒介P村形成了非制度化的协调性自治规范以及具有认同整合功能的社会秩序，从而推动大都市边缘区乡村治理节点由固化的仪式性场所向流动的文化空间转变，实现协同治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李硕人以“人工智能生成技术对青年亚文化的塑造和影响分析”为题进行了发言，作者指出人工智能生成技术的发展正在重塑青年亚文化的演进轨迹，引发文化形态、价值体系的多维变革。技术革新降低了文化生产的技术门槛，促进文化传播，推动了青年亚文化多样性的动态发展。然而，技术依赖、信息过载、社交孤立以及文化同质化等问题也逐渐显现，对青年的文化实践和心理健康产生了深远影响。引导青年亚文化在技术浪潮中保持创新活力，为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发展提供可持续的文化支撑成为时代的重要议题。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王雪梅、南京理工大学叶锦涛老师分别从理论的适配性、研究方法的选择、写作规范等角度分别对上述发言人的发言内容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点评。
本单元第四部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朱涛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潘杰、上海大学庞保庆担任评议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刘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刘广帅、南京理工大学叶锦涛、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祝颖婕、南开大学张学楷、上海大学史妍捷六位发言人先后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刘雯以“婚姻交换的产生与变化：基于微观模拟的分析”为题进行了发言，作者从婚姻市场模型出发，使用微观模拟的分析方法，从理论上提出婚姻中交换模式产生的原因及其变化动力。根据分析结果，当择偶过程中同时考虑两个因素时，由于人们在两方面特征表现的不一致，夫妻双方可能进行交换以达到资源互补。男女两性对两个择偶特征的性别差异影响婚姻交换模式的性别差异。此外，人们在某一特征上占据资源的多寡影响交换的发生，当某一特征是优势特征时，占据资源越多越可能进行交换，当某一特征是劣势特征时则相反。并且，人们的两方面特征在婚姻市场中结构的变动会导致婚姻交换模式的变化。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刘广帅以“美国低空安全政策的主题挖掘及其演化特征：基于DTM模型的文本分析”为题进行了发言，作者选取自2001年1月到2025年1月间美国政府各部门围绕低空安全所出台的71份政策文件，并利用动态主题模型（DTM），分析不同时期，美国低空安全政策战略主题特征及其演化趋势。研究发现，美国低空安全政策主要沿“飞行操作与决策”、“无人机监管与应用”和“低空空域管理与整合”三条路径演化，逐步构建起“人—机—环”的三维协同治理体系。基于此，本文提出在关注美国政策演化的同时，从“育才强基、智控赋能、数治空域”三大维度出发，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低空安全治理框架，为我国低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安全支撑。
南京理工大学叶锦涛以“子女数量与城市流动老年人的居留意愿研究——一项来自流动人口监测数据的实证分析”为题进来了发言，作者从家庭结构角度出发，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提出养老资源命题和子女需求命题；并以此为分析视角，采用“中国流动人口监测调查（2016）”数据考察了子女数量对城市流动老年人群体居留意愿的影响。分析发现，子女数量显著提高了城市流动老年人群体的居留意愿；但这种正向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子女数量对女性和城-城型流动老年人的影响更大，有效缩小了不同性别和不同流动类型老年人居留意愿的差距。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祝颖婕以“雇员自愿加班的个人驱动与组织制度环境动因研究——基于CLDS2018数据的实证分析”为题进行了发言，作者基于CLDS2018数据，通过Logistic回归构建“个人-制度”模型，探究自愿加班的形成机制，结果显示：个人因素中，工作满意度显著负向影响自愿加班概率；制度因素中，有工会显著正向影响自愿加班概率；相较于机关/事业单位，集体/私营企业更能提升自愿加班概率；高职务会显著提升自愿加班概率；交互项中，工作满意度会随着职务的升高显著正向影响自愿加班概率。进一步分析得出：自愿加班本质是个人因素与制度因素互构而成，是组织制度重塑个体劳动意愿的“制度性自愿”。研究结果有助于丰富对自愿加班行为的理解。
南开大学张学楷以“城市微更新对房价的影响分拆——以杭州为例”为题进行了发言论文以杭州市“美好家园”住宅示范小区评选为例，基于2015-2023年的杭州市二手房交易数据，探讨城市微更新对老旧小区房价的影响。研究发现，微更新能够显著提升老旧小区房价，且对中等楼龄、非主城区的老旧小区作用更显著。城市微更新主要通过提升老旧小区内部人居环境与公共服务水平来提升房价。
上海大学史妍捷以“城乡非农劳动者就业质量与文化消费——基于CGSS2021数据的实证分析”为题进行了发言，作者基于CGSS2021数据，探究了我国非农劳动者的就业质量与文化消费水平的城乡差异，以及就业质量对文化消费水平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城市非农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和文化消费水平均显著高于农村非农劳动者。就业质量对文化消费水平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主观阶层认同在就业质量与文化消费水平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主观阶层认同是就业质量与文化消费水平之间的内在机制。就业质量对文化消费水平的影响存在城乡差异，在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中存在差异，且在不同文化消费水平下就业质量对文化消费的影响不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潘杰、上海大学庞保庆分别从研究的重要性、研究方法的选择、工具变量的寻找等角度分别对上述发言人的发言内容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点评。
第四单元 总结发言
第四单元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韩克庆研究员进行总结发言。韩克庆研究员总结了本次论坛的三个特点：首先是学界前辈鼎力支持。论坛不仅邀请了张翼会长进行致辞，而且邀请了李培林研究员、文军教授进行主旨发言，李友梅教授、王天夫教授也莅临论坛进行指导，都说明了学界前辈对论坛的鼎力支持。其次是论坛兼顾学术经典和理论前沿议题。入选论坛的论文选题非常丰富，不仅有社会治理、分配公平感、职住分类等经典议题，更有数字化治理、绿色生活方式转型、城市微更新等前沿议题。第三是参会学者的年轻化。年轻群体是学界的未来，论坛的年轻学者非常多，占比将近60%，表明论坛非常受年轻学者欢迎，也说明论坛的生机与活力。
韩克庆研究员还从论坛主题的聚焦、论坛组织方式、学术共同体建设等角度阐述了对明年论坛的希望。最后他由衷的感谢各位参会者，也希望参会者后续继续支持论坛，期待与大家明年再会！
撰稿：庞保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