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有关全球化的讨论如火如荼。在我看来,当前的全球化远非最初意义上的那种简单互联,而是逐步向深度迈进。这里讨论的深度全球化,其特征中既有所谓"逆全球化"、"再全球化",也有走出"传统结盟"格局的全球化。全球化逻辑的变化越来越不确定,人类活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具有全球性。在这样一个新老机制叠加交错、复杂重组的背景下,世界各国各地区都不同程度面临着社会治理的新挑战,而这些新挑战的生成机制有着一些共同原因和相似表现。因此,应对这些新挑战,不仅需要我们对影响未来的全球化趋势有更深刻的洞察,而且需要我们不断跳出传统思维框架,以更具创新思维的想象力来调适判断力、提升转化挑战的能力。

今天,当我们站在历史新起点来思考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经验总结及理论构建之时,必须进一步提升思维方式的更新能力。人们习惯的思维方式总是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找到一个建立在最优决策基础上的治理方案,或在对各种影响因素及其关系可确定性的想象之上,构建人类行为与交往普遍适用的理想范式。从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历史经验来看,我们既曾受惠于传统的治理思维,同时又日益受制于传统的治理思维。但是,当前及未来中国和全球发展及其引发出的治理问题可能将是传统的治理思维、治理技术、治理体制无法有效照应的。这也就是说,我们无法从老的箱子里找到新的解决方案,而亟需构建新的治理理论。而且,这一理论不仅可以超越既有治理理论的思维惯性,又能超越西方与东方这种"二元"的思维逻辑。

全球化在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层面不同步

当前,我们正在步入一个全球事务的新时期。生产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高新科技的迅猛发展以及贸易、投资和全球性生产网络的强化等,将会进一步改变和影响我们的未来。

全球化使人们更为密切地联系在了一起,使不同社群的共生共在成为一个具有根本性的主题。全球化的过程实质上意味着不同的文化、观念、市场、组织和制度等要素不断被卷入相互适应的过程,由此再生成全球治理的新机制新规则,并使各民族国家都共同认可和接受交易、分工、沟通与合作的新方式。

然而,当前一系列世界政治社会格局变动(如英国脱欧、欧洲移民危机)表明:推动持续全球化的多重因素正日益受到阻滞,区域性实体成为全球事务主要角色的作用正在减弱,推动不同世界观之间进行意义深远的沟通交流变得艰难。

全球化在影响各国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同时,也使各国自身的社会整合能力经受考验。在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的全球竞赛中,没有任何因素是自动或永恒的。当前,我们已经望到一个"人才的新时代",与之相应的是对想象力和创新力的人力资本的竞争。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重要引擎的社会发展已经极大地超出许多人的想象,"未来已来,将至已至"。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交往沟通范式等或将面临巨大变革。同时,传统国际关系在加速动摇,多数国家面临着越来越具有共同性的问题:一方面是生产变革带来的过剩劳动力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是对全球精英人才的争夺。

此外,包括信息、交通、人工智能在内的新科技发展进步,正日益深刻地影响着所有的工作领域。"机器逐渐取代人"的趋势并不止于制造业,也不止于发展中国家。人工智能替代现有劳动力的现象将越来越普及,参与科技创新的国家都将面临劳动力转型的紧迫问题,而那些无法实质性参与科技创新发展进程的国家则可能面临被抛弃或被边缘化的风险。全球化极大地影响社会运行的许多基本机制,使得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不断面临改革创新的紧迫性。人们必须思考社会再组织化所依赖的一系列新制度安排是什么,以及如何达成这些制度安排等问题。

全球化还使社会治理赖以展开的民族国家框架受到挑战。全球化其实是一些几乎同时发生的社会转型之间相互强化、相互依存的过程。在新的发展阶段,相关国家面临的挑战性和不确定性越来越复杂,亟待重建全球社会治理的新秩序。但是,这个日益全球化所需要的公共治理体系,会通过何种机制形成?这是一个需要破解的新问题。

当前,全球化内部存在着一个重要的结构性不平衡,即社会生活层面的全球化与经济活动层面的全球化不同步。具体表现为,经济活动的规则和机制实现了快速的全球化(如关于经济治理的国际机构),但社会治理仍然局限于单个国家,甚至是比较滞后的。这两种空间的制度与制度、规则与规则间存在不匹配和不协调。如果说早期或上一轮的全球化显现的特质主要集中于有形的货币和物质资本、工业化和商业化的人力资源、跨国公司、证券市场、贸易体系等边界清晰、可测量的要素维度,那正在或即将经历的新一轮全球化将极大消解上述可见的身份、边界、框架等传统属性,从而使得各个国家的社会生活及其治理迅速挤占了同一个技术、历史与需求的空间。显然,这对建立在单个且互有差异的民族国家基础上的传统社会治理形成了巨大挑战。正是在此意义上,新一轮全球化发展是深度化的。

可以说,全球化站在了新的十字路口。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等倾向加剧,使得超越"逆全球化"的"再全球化"不确定性上升;各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趋势基本形成,并且国内经济社会转型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日益交织在一起,使"各国为己"的全球化既想脱离"传统结盟"又深受"传统结盟"的制约。可以说,深度全球化使得各国、各地区参与全球治理的力量,正同时深受本土社会治理转型与全球治理秩序新格局的双重影响。当前,如何通过秉持多元演化的世界观,找到包容而非排他的思路来解决自身社会治理与全球治理面临的大问题,还需要聚焦社会治理新挑战的地方性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