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21日至7月2日，上海大学社会学院邀请美国耶鲁大学比较研究中心主任高斯基（Philip Gorski）、文化社会学中心主任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和副主任史密斯（Philip Smith）主讲了文化与历史社会学工作坊。此次工作坊是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文化（和历史）社会学与社会理论计划的一部分。它所针对的自2000年左右以来中国社会学界的两个突出问题，它的目的是使上大在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同时成为文化与历史社会学的基地国际交流平台。

自2000年前后以来，中国社会学界出现两个突出的问题相。一个是，虽然从2000年左右以来，认可中国化、本土化和文化自觉的研究者明显增多，但是此类研究遇到方法论和理论的瓶颈。另一个是，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相互隔离，大多研究是素朴实证主义进路的数字堆砌，而无理论意义。在这个背景下，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中青年骨干学者重返主要由西方学者所贡献的古典社会理论。这一努力旨在从西方现代性的历史经验和思想发源中受到启发，以便在中国的文化与历史脉络中展开中国现代社会想象。因此，这种重返西方古典并不是照搬和移植西方概念，而是寻找中国社会学的源头活水。自2000年前后以来，一批美国社会学的代表也在进行与中国同行相似的努力。这种努力对抗的是美国社会学在从1920年代到1960年代末期间所遗留的问题。在素朴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和帕森斯抽象理论的合力影响下，社会学想象凋零、理论创新受阻。但在具有理论兴趣的中美学者之间还有不同。美国学者的概念简明、成果颇丰，并与古典社会学的联系更紧密。中国学者的概念模糊，但有深厚的文化和历史资源，并有社会剧变所带来的灵感。在此相似和不同之间，请西方顶级学者来主讲工作坊有助于解决中国的问题。

上海大学李友梅副校长于去年访美期间专程赴耶鲁大学社会学系，在当时正在该系访问的上大社会学院肖瑛老师一起与该系主任亚当斯（Julia Adams）建立两校社会学的合作意向。这个意向为此次工作坊奠定了基础。曾于2009年至2010年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身份访问过该系的徐冰，则在2011年底调入上大之时即与亚历山大、高斯基和史密斯商量来沪合作事宜。上大社会学院院长张文红积极支持两校社会学的合作，他先于去年邀请高斯基和其学生徐晓宏来上大讲演并商谈今年工作坊的具体事宜，又于今年年初向亚历山大、高斯基和史密斯发出邀请，将合作意向转为正式决定。

高茨基曾分别任美国社会学协会理论分会和比较历史社会学分会主席，是美国近期比较历史社会学代表之一。他的学生徐晓宏是去年全美文化与历史社会学优秀论文获得者，现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高斯基和徐晓宏分别任此次历史社会学工作坊的主讲和助教。亚历山大早在1980年代就成为美国乃至世界社会学理论的代表，并于1980年代末任南开大学主办的、重建中国社会学的高级研讨班理论主讲。他和他的学生史密斯在2000年前后提出美国新文化社会学的强纲领，他还在2010年第十七届世界社会学大会上被授予对国际社会学贡献最突出学者奖项。他的学生高蕊获耶鲁大学校级最高博士论文奖，现于北京外语大学任教。亚历山大和史密斯任此次文化社会学主讲，高蕊任助教。肖瑛和徐冰则同时任历史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工作坊的助教。工作坊的学员由肖瑛和徐冰的读书会学生、上大社会学院的其他少数学生和在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等校招收的少数学生组成。早在去年年底，几位主讲和助教就制定了严格的计划并提供参考文献，上大社会学院的刘璐和王元腾两位同学在分派阅读和帮助学员共享文献上做了细致的工作。

经过长期的精心准备，历史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工作坊分别于从6月21日至25日和从6月27日至7月2日两个时段举办。在工作坊期间，师生们的讨论精彩纷呈。有学生问高斯基他的一篇文章中的一句话的意思，这句话是，“社会学就是历史研究，此外别无其他”。高斯基以最后一天的方法论讲座对此细加说明。他认为社会学不能任意推论，而应充分考虑历史的复杂性。文化社会学的主讲史密斯则称高斯基是朋友中的敌人，而文化社会学的另一位主讲亚历山大对高斯基的回应更加机制和幽默。他说，“历史就是文化社会学，此外别无其他。”以高斯基的历史社会学为一方，以亚历山大和史密斯的文化社会学为另一方，双方分别是韦伯和涂尔干的发展者。因此，双方有侧重点的不同：前者强调历史的特殊性，后者强调个文化和历史之间的普遍性。在顶尖学者面前，上大师生并不放弃质疑的机会。侯园园同学和徐冰老师认为，亚历山大和史密斯关于文化符码的普遍性，即二元对立观，其实具有西方的特点，中国思想则重视辩证法。

在两个工作坊结束之际，学生们争着要求高斯基和亚历山大合影留念，上大社会学院请亚历山大为毕业生致了祝词。史密斯、高蕊、徐冰等老师还和学生们在酒桌前话别，鼓励学生们继续读文献和修改研究计划。史密斯代表耶鲁的老师们表示，他们将继续关注和帮助上大社会学院的学生们。（徐冰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