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秋研究生课程《人类学史》如期开设，任课老师马丹丹这次尝试以田野调查为中心，对以学术史为主线的教学传统进行一番“逆向”改革。其核心理念是以实践为中心，对理论进行“反向”操刀，即理论为现实服务，理论又指导参与观察的方向与深度。理论与现实结合虽然是颠簸不破的真理，但在研究生从田野调查到学位论文的写作“返航”中，却总是难以克服理论与现实“两张皮”的顽疾。往往是在实践中经过检验的问题意识才有可能是“真问题”，书本无法照搬，但书本可以提供理论依据或理论抓手。这一场实验并非任教老师一人能够完成，为此，马丹丹老师邀请安阳古城文化讲习所老师、安阳政协文史资料专员王建州、赵运刚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部副教授申振，共同完成田野调查训练与指导。在实地调查的方法论训练之余，还考虑到人类学研究生普遍存在的抗拒田野或“社恐”等消极态度，大家彼此不知道各自的田野研究，形成“鸽子笼”式的区隔，加剧了学科分化越分越细的知识隔阂，试图通过田野调查动员的方式，打破这堵看不见的“墙”，振奋学生实地调查之精神，激发学生付诸行动的勇气与冲动。

2022年10月12日，王建洲、赵运刚与申振三位老师共同参与教学，围绕田野调查的经验与技术，结合他们在安阳实地调查的多年经历与丰富阅历，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演讲。赵运刚更加偏“技术派”，而他自身也是田野调查的实干者与乡土民族志调研报告的高产者，阅“碑”无数，其最擅长的是将历史文献、地方志与乡野碑文结合起来，完成专题历史社会调查，他总结了“八条注意”，给即将奔赴田野或已经有过田野经历的同学提供实操性“避坑”建议。王建洲更加偏“田野关系”，他在今年暑期与马丹丹进行的合作田野调查过程中表现出了超高的田野“外交”艺术，这其中包含的社交技巧与访谈深浅的分寸，没有章法可遵，需要在情境中灵活变化，但重要的是明确自己的研究方向，在看似散漫的闲聊中把握节奏，将“扯远”的谈话再拉回来，需要研究者发挥主导作用。申振更加偏“精神”，他强调无论技术多么娴熟、技巧多么高超，须不能忘记的是田野调查的方法论需要实证研究的精神与信念支撑，如果失去这种求真的科学理念，太过依赖技术，一个悖论是田野调查技术的升级不一定造成一流的民族志。

10月19日的主题单元是民间信仰，作为“鼓吹”田野调查的任教者当然不能单向地要求学生，自己也首先是一位田野工作者。马丹丹放映了她制作的民族志短片《城隍庙巡城》，该片素材来源于七月十五“鬼节”安阳老城举行的城隍庙巡城的盛大庆典。在影片的拍摄中注入了她的研究视角，她认为该仪式反映了县城隍与府城隍的竞争关系。王建洲老师再一次受邀参与民间信仰的研讨，他介绍了安阳老城的民间信仰分布，将城隍庙信仰放置于一个庞杂的民间信仰系统中，他还介绍了基督教、天主教在安阳的引入与传播，为本土文化注入异域色彩。这次城隍庙庆典，也是王建洲老师带着马丹丹一行人完成的子夜跟拍。别开生面的是，这次活动还邀请到马老师刚刚上大学的外甥女，她也参加了城隍庙庆典，这次分享难能可贵地听到了“00后”对民间信仰的看法和体验，她表达了信仰给她带来的震撼和感动，同时提供她观察到的纪录片没有拍摄到庆典的其他细节。在讨论中，田祉豪提出安阳老城发生的县城隍与府城隍同时出巡的现象实际上是帝国的“附郭”制度的沿袭。

11月3日，汤阴五陵地方史学者马运钧，与撰写多篇安阳老城风土人情的作家张庭祥受邀参与民族志写作单元的分享与交流。马运钧介绍了他和他的团队“五陵古镇文化复兴协会”这七八年来为了挖掘五陵历史地理而投入的一系列考察工作，探索卫河流域的人文、生态和经济贸易、民俗民风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出版了如《运河明珠 千年古镇》等著作，成果斐然。张庭祥从回忆1949年安阳解放前夕逃难的日子说起，从烧火的炉灶切入，记录安阳轧煤球、红白喜事摔炉子、煤球炉等北方灶具，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深深地感染着听众。他总结道“火心要虚，人心要实”，将人类学对他者文化包含的教育意义带出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部副教授申振对今天的两个演讲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强调研究者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从而建立历史观。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安阳方言发音人王建洲老师分享了他在安阳老城对已消失的“平安里”街名的田野调查案例，可以清晰地看到民族志知识意义的认识论是怎么形成的。

11月2日，研究生做了各自的田野汇报，这些田野报告既有以前的田野工作回顾总结，也有利用这一学期的空隙做实地调查的成果，精彩纷呈，渐入佳境。高榕泽在入住云南布朗族的寨子期间，通过一系列“试错”和“示弱”的交际偶然，渐渐融入当地社区、被当地村民接纳。李超走访上海黄家花园，细心地爬梳了花园保留的碑刻、建筑，与民国老报纸相关资料呼应，再现了上海大亨黄金荣的风云历史与落寞命运，“历史感”拂面而来。潘彩云已经赶往西江千户苗寨，在田野现场为大家带来她这一阶段的田野收获和田野资料初步整理，她正在等待十三年一度的苗族 " 鼓藏节”的到来，目前节日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中，她打算搜集素材，拍摄成一个完整的纪录片。王磊深受大卫·格雷伯影响，发起了“日常生活的可能性”行动——召集小伙伴加入草坪派对，大家一起唱歌、游戏，分享大卫·格雷伯的著作篇章，各抒己见。他分享了“迈出第一步”之后发生的“无事件境”，依旧让他欣喜和满足。王天伦是“理论学派”，但在田野调查的集结号的趋势下，走入松江的一所基督教堂，观察都市青年人参与教堂礼拜、祈祷和聚餐的动态。他试图了解基督教在大都市传道的环境适应与宗教改革，与青年人高度参与之间的关联。田祉豪回顾了他去年寒假在湖南湘西土家族做田野的经历，他的演讲有很强的代入感，邀请读者跟着他在高低崎岖的山路上阅读渐渐展开的地方画卷。为了配合行走，他指出需要合适的田野工具，如写生的画夹子、根据访谈讯息随时在白纸上画出地方景观，以及一个多小时的录音里，标出时间记号，表明某些叙述内容的标记。总体而言，田野调查在实践面向上达成了认识论的统一，这次分享也打破了知识区隔的“鸽子笼”，大家从各自的工作中汲取经验，切磋技术，互相“串门”。李超还补充了查找民国时期老报纸的各种资源与获得途径，这些实操性技术对于田野调查与历史文献、档案的结合是一个实用的“焊接”方式。

11月10日在最后的结课上，马丹丹老师大胆借鉴米德在二战期间发明的“急就章”，通过设计不同的访谈场景，让六位同学抽签完成三组模拟访谈。在模拟访谈之后，教师给予适当的点评，将前几期田野调查训练与指导当中同学们遇到的问题串联起来，等于是同学之前对田野调查的种种疑问在自己的现身说法中已然有了答案，收到了“恍然大悟”的效果。模拟访谈是在院系田野调查基础设施缺失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人造干预，虽然“虚假”，但也并不完全“失真”。虽然不能代替真实的田野调查，但是在方法论研讨上却有一定的示范效应。马老师从自己课堂开刀，发起的田野调查教学改革在同学们对田野调查“否定之否定”规律的认识与理解中初步取得成效，日后还需进一步探索与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