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第二期檐下言社会——韦伯读书会如期开展，本期继续由杨勇老师带领大家共同讨论马克斯·韦伯的《科学作为天职》一书。在第一期的讨论中，杨老师介绍了韦伯此次演讲的历史背景、德国科研工作的外部条件和内部状况等。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了解了韦伯对于科学职业活动的基本观点：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人必须清楚科学本身的理性化要求，并且要将激情和“迷狂”倾注于其中。

本次读书会对于该书第二部分内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杨老师在开场时抛出了当下科学技术发展的现实问题，与大家讨论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对于人类社会组织形态和职业现状产生的或即将产生的影响。同学们围绕这个热点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涉及实用性、真实性、基础性。通过讨论，大家意识到了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与个人的价值判断和信仰之间存在张力。换言之，尽管人工智能的发展越来越理性化，但它依旧不能代替个体去寻求价值关怀。杨老师承接上一次读书会的问题，指出科学有永无止尽的进步性，我们当前已处在一个高度技术化的社会中。在本次阅读的文本内容中，韦伯一上来就描绘出了现代人的时代处境。我们的生活被各种理性技术和现代工具所支配，人的理性与理智也在不断地发展，我们虽然不像古代人一样，对我们手中使用的工具有全盘的理解，但只要我们想要知道，就有能力和条件去获得充分的认识，并自觉地使用这些科学技术。技术发展的实质是世界不断除魔或祛魅的过程，人类跳出了巫术的逻辑，通过计算和技术手段去发现世界的真理，转而追寻经验性的因果解释。

但是，韦伯紧接着借由托尔斯泰的文字，传达出一种生命意义不断被科技摧毁和消解的忧虑。杨老师结合当下“活累了”的状态与以前“活够了”的状态对比，引导大家讨论科技时代面前的死亡及其意义问题。有同学提到，我们注重为集体主义献身的生命意义，但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又分离出了集体与个人追求的两个向度，这可能是导致现阶段出现“躺平”、“内卷”等现象的原因；有同学认为，韦伯讨论的死亡是作为生命一部分的死亡，而不应该把二者割裂开来看；有同学则认为，即使人可以实现数字化的永生，也不能否定死亡对于生命价值的意义。杨老师对于这些观点进行了一一回应，他提出生命的产生和消亡尽管可以用一种科学的方法进行解释，但是科学仍旧无法回答生命的意义问题。在韦伯看来，科学与人文关怀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紧张关系，而要进一步洞悉这一紧张关系的由来，则需要我们重拾历史的视野，在整个西方文明的发展史中理解科学的发展及其限制，进而明白我们时代的命运。

韦伯随后提到了西方科学发展史中的两次突破。第一次突破是柏拉图对于逻辑和概念工具的发现，第二次是文艺复兴时期对于实验方法的发现。杨老师提醒大家关注韦伯文本中间凸显的观点对立。韦伯的叙述不是单线条的平铺直叙，而是时时存在着矛盾，在讲述这两次科学突破时，韦伯同时呈现了尼采的解构和挑战，指出理性与非理性、科学与宗教的对立时刻存在着，并在尼采之后到达了巅峰。杨老师提示到，韦伯此处的文本极端放大了科学的外在逻辑和宗教的内在体验，我们阅读时要特别注意韦伯的行文特点，把握其中的对抗和紧张，尤其是要适当地代入到当时德国年轻人的生命状态中。

韦伯简要的科学史回溯意在表明，西方科学的发展有着独特的自主性。在面对宗教和人文领域时，科学坚守着一种无价值预设的预设。只要坚守此预设，科学的发展才能拥有一个自主的空间，在逻辑、方法、工具和技术层面迅速发展，不受其他力量的限制。而韦伯之所以要特别强调科学的“价值中立”，是因为他对于现代社会的价值或精神领域有一个独特的判断，那就是我们今天在价值关怀或终极信仰方面迎来了一个“诸神之争”的时代。在尼采宣告“上帝已死”后，西方一统千年的基督教信仰彻底瓦解，各种各样的“神”重新复活，现代人在价值领域获得了自主选择的权利，他们可以在多元的价值关怀之间挑选自己的“神”。价值领域的“诸神之争”是与科学理性的普遍化一起到来的现代性后果。在此时代处境下，韦伯认为一个从事科学工作的人应该保持一种“科学的禁欲主义”，要坚守“理智的诚实”，让科学工作或课堂变成一个呈现事实的中间环节，而不是不负责任地宣传某种价值立场，甚至充当先知和煽动家，介入到价值争斗之中。尤其是对于教师而言，真正的“道德成就”是在课堂呈现事实和结构，引导学生做到理智上的清明。针对韦伯所说的“诸神之争”，同学们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杨老师也从这里延伸到自己的生活经验，与大家分享了自己的教学理念和个人体悟。

本次读书会是一次理解韦伯的难得经历。杨老师带领大家逐字逐句地解读文本，并时时穿插当下的社会现实，引导大家参与讨论，将理论与经验有效地结合起来，试图向我们展示一幅更加完整的思想图景。同学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之中畅所欲言，观点与观点持续碰撞，一起进行更深入的学术思考。（朱艺、李鸿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