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下午，第四期檐下言社会——韦伯读书会如期开展。韦伯经典读书会——《以政治为业》在社会学院214室举行，本次读书会我们邀请了程威老师和杨勇老师。杨老师在对《以学术为业》进行总结之后，进行了本期读书会的导读，并对韦伯的两篇演讲《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两篇讲稿中的异同进行了分析，对《以政治为业》文本的前半部分进行了线索梳理。

读书会开始，杨老师首先向我们介绍了韦伯作此演讲的时代背景和韦伯个人的政治经验。《以政治为业》发表于1919年，当时的德国经历了一战战败，并且国内经历了一场革命。德意志第二帝国瓦解，国内政治矛盾重重，国家的未来走向晦暗不明。此时，德国的年轻人陷入到了迷茫和盲目之中，他们内心充满了焦虑、期望乃至狂热，希望对他们身处的政治处境有一个透彻的了解。在此背景下，韦伯应邀做此演讲，试图用社会学的眼光解析当下的政治处境，以理性的话语来劝告和勉励当时的德国年轻人。

正式进入文本讨论后，杨老师带领同学们按照文本顺序依次对政治概念的界定、三种支配类型以及现代国家的形成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1．关于韦伯的政治概念的界定和讨论。韦伯将政治定义为一种追求权力的分享或者对于权力的分享造成影响的活动。现代政治一般发生在国家之中，而国家则是指在某固定疆域内肯定了自身对武力之正当使用的垄断权利的人类共同体。在此基础上，杨老师依据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做出的概念界定，讨论了权力、支配以及纪律的关系。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韦伯认为国家要得到界定，唯有诉诸它──和任何其它政治团体一样──特具的手段：直接的武力，每个国家的基础都在于武力，而国家则是肯定了自身对武力之正当使用的垄断权力的人类共同体。国家乃是使用武力的“权利”的唯一来源。

在此，同学们针对不同译本中“暴力”和“权力”以及power和right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部分同学认为“权力”强调国家对内的强制力、控制力，虽带有一定道德色彩但能清晰地反映出韦伯所处的时代的特征；部分同学认为“暴力”则强调制度性因素，排除道德色彩。接下来，杨老师指出韦伯认为政治指争取分享权力和影响权力分配的努力，国家是由正当的暴力手段维持的人与人之间的支配关系，即政治是追求权力的分享、追求对权力的分配有所影响。

2．三种支配类型。杨老师试图从支配和服从这个角度，展示韦伯的政治观，将“支配—服从”联结延展，构建了韦伯所谓支配类型的具体框架。支配者通过控制行政僚属和物质工具对被支配者进行控制的过程，并认为以上因素互动的过程构成了政治生活的主要方面。杨老师从服从的“正当性依据”讨论了韦伯划分的三种支配类型——“传统型”支配、“卡理斯玛”型支配、法理型支配，并详细讨论了这三种支配的正当性依据。韦伯本人最感兴趣的是卡理斯玛型支配，因为服从者对“领袖”的信仰，直接源于这个人和这个人的特质。卡里斯玛领袖选择对他的事业全心以赴、献身敬业，韦伯在此在领袖身上看到了志业这个观念最高度的表现。由此，韦伯整篇演讲的问题也初步表露出来了，那就是追问在现代国家全面形成的现代处境中，这种基于卡里斯马领袖而形成的政治人格形态是否还有可能出现，如果能够出现的话，他或她又要面临怎样的困难，又必须经历怎样的变化。

文本解读部分完成后，同学们对于“卡里斯玛”概念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些同学指出韦伯的这一概念具有浓厚的宗教背景，有些同学则认为这个概念的提出表现了韦伯的西方中心主义，因为他认为西方以外的文明不存在卡里斯玛，有些同学则认为这个概念具有普遍性，可以用来分析西方以外的社会现象和政治现象。杨老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一一回应。

3．现代国家的形成。任何一种支配的要想变成持续性的经营，就必然两项要素：由人组成的行政管理僚属和物资方面的行政管理工具。行政僚属因物质上的报偿和社会性的荣誉而服从和听命于权力的拥有者，行政僚属和权力拥有者之间的共命结合关系。行政僚属与行政工具是剥离、分离的状况还是合作的状况，决定了国家的内部组织形态。国家支配者允许行政描述部分或者全部占有行政工具，这种类型就是所谓的身份制，在“身分制”的团体中，君主借助于一个自主的“贵族阶级”建立支配，因此他须和这个“贵族阶级”分享支配权。杨老师在此处与同学们讨论儒家士大夫是否占有行政工具，决定了他跟政权之间的关系问题。

现代国家的形成首先意味着对行政工具进行收夺和垄断，将行政僚属和具体行政工具的“分离”开来，从被支配者的心理依据上建立了他们的正当性。政治要经历理性化和结构化的过程，这个过程证明国家发展的过程和经济发展的过程在结构上和组织上是共通的。近代国家把政治经营的一切工具完全集中到一个单一的顶点上，行政僚属和具体行政工具彻底分离。同学们围绕现代国家如何一步步瓦解贵族制的中介等级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

杨老师最后指出，正是在现代国家全面形成的现实处境下，韦伯这篇演讲的问题意识才再一次彰显出来。韦伯不是直接关心原初形态的卡里斯玛领袖，而是关心另一种意义下的“志业政治家”，也就是讨论在现代国家之中是否还能出现卡里斯玛领袖以及类似的人格形态。韦伯指出，“志业”政治家本身无意成为支配者，只是要为政治上的支配者服务，将政治活动本身视为一种“天职”。这样的政治家必然要介入到政治之中，但是他们有谋求一些超出政治的东西。这样的政治生活如何可能呢？一个从事政治的人如何既为权力而服务，又借由权力而完成理想的生命意义呢？韦伯接下来会继续讨论这一问题。

本次檐下言活动是韦伯读书会系列活动中的第四期，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会继续相聚在社会学院，整体地阅读韦伯理想化的全面实现自己内心的事业，是政治家更困难的处境进行深入思考。欢迎更多的同学、朋友参与其中！（文：李鸿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