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过去40年所经历的剧烈变革可以说在世界上是前所未有的。经由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迅速跃身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达到58.5%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回顾近40年间复杂曲折但迅猛的历史发展，一个重要迷思是中国何以能在经济体制快速转型发展的同时，最大程度地保持社会有序运行并呈现安稳和谐。当我们将视野放诸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历史中，就会发现这实际上是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

回顾经典理论，马克思在面对英国工业革命引发的阶级冲突、社会极化与底层赤贫时，提出以社会主义革命来解决当下问题；涂尔干在面对道德堕落、自杀增加、社会失序的难题时，主张通过发展职业团体和社会团体来重建社会团结。可以看出，他们的共同思考都指向了通过何种方式来应对社会变迁给生活世界带来的新问题。而从波兰尼对社会自我保护的阐述、葛兰西对市民社会的洞察，以及曼对社会权力来源的分析中，我们又可以发现，不同国家皆通过社会治理模式转型来应对其自身问题。西方的实践经验催生了一系列理论分析范式，其中有三种常被用来从一般意义上理解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治理转型实践，分别是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理性化与现代化理论，以及全球化与世界体系理论。这些理论是否足以用来深刻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治理转型的实践逻辑？

 

第一，"国家—社会"关系范式被很多学者用来思考不同国家的社会治理逻辑，其基本特点：一是将国家和社会预设为两个分立的结构性实体，并以两者之间的互动来理解不同的社会实践。比如，贝尔甚至指出，美国是没有"国家"的，只有个体的自我利益和追求自由的热情。宪法、法院等"治理结构"只是为社会提供了制度基础。二是强调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根据国家与社会两者可能构成的竞争关系、合作关系与冲突关系，国家—社会关系范式继而发展出分析社会冲突与整合的三种框架：多元主义、法团主义、社会运动框架。三是强调塑造不受权力干扰、具有高度自主性的公民社会，进而通过公民社会来影响国家政策的方向。这显示出既定政治体制的价值取向。

 

但中国的社会治理实践难以被该范式完全涵盖。比如，在劳资冲突等社会矛盾的处理中，以及在社区治理问题的解决中，我们能够发现政党、政府、社会、民众、企业等多个行动主体的共同参与。它们在不断的沟通与讨论中找到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而且在不同事件中，这些主体之间的互动方式呈现出了权变性特征。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逻辑前提是1949年以来形成的国家与社会的相互联系、彼此支持的关系。进一步看，党和国家在面对人民群众的实际诉求时，往往将自上而下的政策方针与自下而上的试点实验结合起来，在制度与生活的互动中，推动了问题的解决。

 

第二，中国社会治理转型实践并未完全按照现代化理论预设的路径前行。现代化理论源于19 世纪诸如梅因、涂尔干、马克思、滕尼斯和韦伯等欧洲社会理论家。他们创立了诸如身份/契约、机械团结/有机团结、共同社区/法理社区、魅力型/官僚—理性型权威等一系列概念，以描述人类社会从农耕到工业生产转变所产生的社会规范和社会关系的变化。该理论倾向于将人类社会的发展视为一个从传统到现代、从落后到先进的进化过程。

 

然而，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经验不仅证伪了现代化的历史趋同论，而且证伪了将"现代化"作为国家根本目标的理论假设。党的十八大指出"全党一定要牢记人民信任和重托，更加奋发有为、兢兢业业地工作"，"促进社会和谐，继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则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见，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实现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方式，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的亦是回应人民的需求。党的十九大重申，"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显然，中国共产党认识到现代化是一种手段，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是推进社会治理转型的根本目的。

 

第三，从中国与全球关系的角度而言，传统观点在考察中国社会治理转型时经常有两个倾向：一是西方中心主义倾向。比如，有学者在对中国社会治理转型进行研判时认为，中国融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后，国家与跨国资本达成了利益同盟，而这会使中国采取压制型的社会治理手段。二是中国本土主义倾向。比如，认为中国当前的社会治理逻辑与中华帝国时期是类似的，二者都是传统中国社会内生的特殊性现象。这两种理论认知倾向本质上都误解或割裂了中国与世界在现实中相互影响的关系。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社会治理转型有时是受到中国与世界复杂互动过程的影响，中国诸多重大决策的变化与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突变相联系。可以说，当代以来，当中国与世界的诸多要素不断被卷入相互适应、相互影响、相互改变的过程时，都能看到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如何推进社会治理的改革发展。今天，在全球信息、技术、人口、资本等要素流动性日益加速的情境下，中国社会治理的问题以及社会治理本身的转型问题就会出现一种内外因素错综复杂的特征。

 

 

随着全球化的新一轮复杂转变、新的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全球流动社会的出现以及网络社会的崛起，中国已经或将很快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环境，必然要直面诸多更加难以研判和解决的重大问题。比如，中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深度转型将会使得社会有效整合变得异常困难；全球化和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也将进一步加速传统观念与意义系统、社交方式、集体行动的组织机制等方面的变迁，这一切都会对现有治理模式及其支持体系提出深刻挑战。在改革开放40周年这个重要历史节点，本文试图对未来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改革方向做出一些展望，并据此提出一些新的理论建构方向。

 

近些年来，社会领域面临着一些新形势：社会结构的高度分化与定型化带来的民众诉求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日益增强，社会群体在不断重组的同时其价值取向也呈现多变状态；社会的快速流动、利益格局及资源配置方式的深刻调整导致社会多主体之间关系的高度复杂化，并带来更加多样化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经济发展的放缓意味着解决这些问题的经济手段面临着极大的制约。此外，现代信息技术及互联网科技、大数据、现代金融等技术的快速升级换代式发展，不断冲击和改变社会的认知、认同及管理的组织方式；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强，群体、组织、空间等有形的边界日益模糊，组织和整合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的主导权力来源和机制将持续发生改变。尤其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都会带来深刻变革，并将同时引发治理方面的挑战，比如：治理结构的僵化性，即传统科层制治理的刻板思路，很可能难以应对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而形成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治理方法的滞后性，即长久以来建立在人类行为因果关系基础上的法律规制体系，很可能难以适用于以算法、数据为主体的应用环境；治理范围的狭隘性，即对于受人工智能发展冲击而引发的新的社会议题，需要构建新的治理体系和发展新的治理工具。从现实角度看，这些挑战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治理模式已经开始提出新的要求。

 

中国社会治理在新时代的转型面临着极为复杂的现实状况，从另一个侧面看，这为我们从高要求高标准创建基于本土的治理模式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理论话语提供了契机。换言之，应对新时代治理挑战的创新实践将为人类社会的未来治理方式和路径提供有益的借鉴方案。

 

随着执政党自我革新境界的不断升华，在未来的治理转型过程中，中国各社会治理主体之间关系格局的优化仍将是值得关注的核心问题，由此可以预期的是，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实践和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将始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相适应。正因为如此，随着社会治理对象不断复杂化，社会治理的难度亦随之提升，执政党如何通过不断的自我革新以面对未来的多重挑战，将是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研究者今后要面对的新课题。

 

与此同时，如何进一步在政府自身改革的基础上，激发社会内在活力，使其与其他治理主体形成有效的对接和合作，也将成为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焦点。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要求各级政府在履行职能时强化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和公共安全职能，确保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协调发展。这就需要清晰定义不同层级、不同类型政府部门的职能，使多层级政府体系超越以经济为中心的传统发展观，推动基层政府的职能重心向公共服务供给转变，同时深刻践行规范化和规则导向的运行模式。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服务型政府有效运行的保障机制与支持条件。从社会维度看，广大民众对于社会治理有效性的诉求越来越多，但会更加弥散和碎片化。改革开放以来，以地域行政结构为基础的治理体系不断被打破，社会治理越来越需要依托于社会组织的合理发展。鉴于中国渐进式转型过程中社会力量生长的制度环境，未来学术界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为社会组织更好地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提供相应的条件。

 

站在今天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都呈现出前所未见的新挑战的时空位置上，回顾改革开放40年进程中的中国社会治理转型，尽管我们对转型的内涵有很多丰富和差异化的理解，但我们不会拒绝这样一个共识：40年来中国社会治理转型极具理论创新意义，其实践经验及其内涵的理性与逻辑都远远超出了基于西方经验的传统社会理论的基本想象和认知框架。我们深刻认识到，以中国社会转型与改革开放为分析背景，讨论社会治理转型如何直面独特挑战，中国式推进方式与制度优势以及未来创新的战略选择，总结中国社会治理转型与中国社会再整合的经验逻辑，对于推进中国构建其自身社会治理转型理论话语非常必要，也很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