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善阳，美国天普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时逢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复系四十周年，学院领导邀请我作为复系后首届社会学系毕业生的一员写篇感言，我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一邀请。四十年前的今天，我和其他二十七位同学从复旦分校的政治系转入了正在复建中的社会学系。我们不仅见证了社会学学科重建的艰辛，而且作为首届本科学生直接参与了这项重建工作。回望那个特殊的年代，我有很多感慨，在此与大家分享我的一些经历和感想。

（一）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前身是复旦大学分校一部分，最初开设在虹口区西江湾路574号，原为西江中学的校园。我们是首届学生，于1979年2月入学，分为住读和走读。我来自郊外，是住读生。每个寝室有四个上下铺，共八张床位。我们寝室里住了八位同学，年龄最小的是刚毕业的高中生，最大的是当过民兵营长的复员军人。我是社会学系的，另有一位是政治经济学系的，其他都是法律系的。白天各忙各的，晚上自修结束后回寝室，有说有笑，是每天房间里最热闹的时候。那时虽然住宿条件简陋，学院的教学设施也非常有限，但大家都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课后图书馆里座无虚席；晚上教室里灯火通明，挤满了夜自修的同学。

我那时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一早起床，冲个冷水浴，然后开始自习英语。以前我一直不重视英语，高考时英文只得了二十八分，转入社会学系后认识到了外语的重要性。当时社会学的中文资料紧缺，许多最新的阅读材料都是外文版的，外语不好只能望洋兴叹。于是我下决心自学，要在短期内攻克英语，达到阅读和交流自如的水平。通过一年的努力，终于初见成效，能够借助字典阅读社会学的英文原著。

（二）

教学的关键在于师资。分校校园虽小，但师资质量并不差。教我们基础课的老师大都来自复旦大学总校，如经济学家伍伯麟，资本论研究专家洪远朋，以及政治学专家王邦佐等。由于全国的社会学教学1957年后被取消了，1980年社会学系在复旦分校重建之后，专业课的老师完全断档。首任系主任袁缉辉老师广招人才，为社会学系配备了一支较为齐全的师资队伍，其中有庞树奇（社会学概论），顾晓鸣（西方社会学理论），祝瑞开（中国思想史），沈关宝（社会调查方法），仇立平（社会统计），周振明（社会心理学）等。此外，还邀请校外的知名专家和学者来讲授分支社会学，如华东师范大学的桂世勋（人口社会学）和大百科全书的邓伟志（家庭社会学）等。在当时的条件下，这已经是一支很强的社会学师资队伍了。

除了课堂学习之外，系里还安排我们参加各种社会调查活动，在实践中学习和运用社会学。1981年底我和班里的部分同学在沈关宝老师的带领下去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进行为期三十四天的社会调查活动。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亲临现场，言传身教，使我学到了许多课堂里学不到的知识。

我们的师生关系很融洽。班主任胡申生老师和同学们打成一片，深得大家的喜欢和尊敬。许多老师都很敬业，关心和帮助学生，不计报酬。有一位英文老师叫程越，是复旦的，一口纯正的美国口音，在分校教过我们英文。我申请留美读研时需要一篇英文习作，但我从来没有用英文写过像样的文章，打算把我在《社会》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译成英文。我没有这个翻译的本事，就去找程越老师帮忙。程老师听后对我说“你也可以试一试嘛！”我说我确实不行，如果没有这篇译文，我的申请材料就不全了，也可能因此而不能出国读研。程老师略微思索了一下，说“好吧，我替你翻译！”那时我并不知道他这句承诺将会花去他多少个辛劳的夜晚。我出国后英文有了提高也曾试过中译英，这才体会到翻译的难度和费时。我对程越老师顿然产生了深深的歉意和敬意，他为学生的前途做出了无私的默默奉献。我后来回国讲学时专门去找过程越老师，要向他当面致歉和致谢，但没有找到他。我自己当了老师后，一直以程越老师为榜样，尽力帮助我的学生，学习上有困难需要额外指导，毕业后找工作要我写推荐信等，我即使再忙也从不推脱。我一路过来，得到好多人的帮助，现在我也应该帮助别人。

（三）

刻的印象。坐落社会学重建初期百废待兴，不仅缺乏师资，而且学科理论和方法也亟需探索。我对社会学理论很感兴趣，经常和同学们相聚讨论社会学重建中遇到的问题。庞树奇老师在这方面有深入的思考，我常去向他请教。庞老师平易近人没有学术架子，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勇于发表不同见解。当时学术界对社会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看法不一。有人认为社会学是“剩余社会科学”，没有固定的研究对象；也有人认为社会学是社会调查的方法学，没有独特的理论视野。我们也积极地参与了这场学科讨论。1984年我和郑晨同学在《上海大学学报》的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社会学是一门研究社会整体的学科，把社会学和社会哲学，社会调查方法，以及其他有关的社会科学做了区分。文章虽然发表了，但有些核心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譬如，在文章中我们提出了“社会整体性”这个概念,但对这个概念没有给出很好的定义，也没有探讨如何对整体性进行实证研究。

1983年本科毕业后我留校任教。1985年1月我自费公派去美国读研。先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大学读硕士，然后去马里兰大学读博士，师从Ritzer教授，重点研究社会学元理论。1991年毕业后去密西根大学社会研究院做了三年的博士后，并在院里的社会学所工作三年，参与了覆盖全美的大型心理健康调查研究。1997年到费城的天普大学社会学系任教，2000年获得终身教授职位，2008年被提为正教授。在美国的三十多年里，我一直在试图回答复旦分校读书期间师生们共同探讨的社会学理论问题。1993年我在《美国社会学家》（The American Sociologist）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探讨学科边界的文章，进一步阐述了社会学和其他有关学科的关系。1996年我在《社会学论坛》（Sociological Forum）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研究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里盛行于美国社会学界的理论建构运动并探讨其失败的原因。2018年我在《哲学心理学》（Philosophical Psychology）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动物自我意识的文章，指出自我意识并非人类特有，从而提出重新审视人类社会特殊性的必要。目前我在继续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探讨社会进化中自然选择和人的能动性之间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来美国后从事的社会学理论研究，是复旦分校读本科时所作的那些理论探索的延伸和持续，没有当时的探索，就没有后来的研究。我在此向系里的老师和同学表示感谢。

（四）

2006年春季在李友梅副校长的协调下，我来到上海大学为社会学系的硕士和博生士生做了为期一个月的讲学，介绍社会资料的分析方法。系主任张文宏老师给予了大力支持，刘玉照老师全程旁听了我的讲课。系里六十多位研究生的好学精神以及课间的积极互动给我留下深在宝山区的上海大学新校园，庭楼林立，绿树成荫，鲜花盛开，象征着上大社会学系的蓬勃生机和光明前途。作为首届毕业生，我为本系在四十年里取得的惊人成绩感到高兴和自豪。祝上大社会学院马不停蹄，再创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