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下午2点，中国社会学会2024年学术年会“特大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论坛在哈尔滨工程大学如期举行。此次论坛由上海大学社会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共同主办，论坛负责人为黄晓春教授和田丰研究员。上海大学人文社科处处长黄晓春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田丰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文军教授、华东理工大学何雪松教授、上海大学张海东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吴莹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冯猛教授、《青年学报》赵凌云编辑等全国各院校的三十余位师生参加了论坛，共同探讨如何提升特大城市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论坛伊始，上海大学人文社科处处长、社会学院教授黄晓春对各位参会者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本次论坛的筹备情况，收到的论文量和论文评选过程，本论坛共收到论文72篇，主办方对论文进行了两轮评选，最终有十篇论文入选本论坛进行宣讲。黄晓春教授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城市规划和执行上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加快城市数字化转型，积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面推进韧性安全城市建设，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为开端，着重阐述了超大、特大城市社会治理的重要性，期待各位学界同仁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相互切磋交流，争取为超大、特大城市社会治理贡献学界智慧。
第一单元
主旨发言环节由上海大学黄晓春教授主持，华东师范大学文军教授、华东理工大学何雪松教授先后进行了主旨发言。
华东师范大学的文军教授以“不确定性背景下城市公共信任风险及其治理”为题进行了主旨发言，文军教授指出随处可见的“陌生”和“不信任”现象成为现代性的表达，都市公共信任机制内蕴的“确定性-不确定性”张力更是不断激化，都市公共信任风险持续上升。当代中国正面临着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相互叠加的复杂局面，都市公共生活中大量滋生的不确定性因素推动公共信任机制的运转陷入一种不确定性情境之中，其中未知的不确定性因素要远超出于已知的确定性条件。公共信任机制不仅遭遇严峻的外部危机，自身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属性也不断放大，都市公共信任风险由此而生并且不断蔓延。在当前的都市治理实践中，因公共信任缺失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以及“被制造出来的公共信任风险”甚至要超出传统的外部风险。持续再生的不确定性因素使得公共信任风险步入再生产状态，公共信任机制的存在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信任像空气一样对人类社会生活具有不可或缺性，公共信任治理迫在眉睫。就此而言，公共信任治理的推进需要以时代为观照，以不确定性为导向，以公共生活为实践基础，不仅要从公众参与和公共性培育入手，提高都市公共信任机制的承载能力，以应对外部环境中不断增长的不确定性因素，还要通过推进共同体和组织化建设，再造都市公共信任机制的主体联结，更为深层的是需要通过增强公共信任机制韧性，推动公共信任机制的形态转变，形成建立在不确定性基础之上的新型公共信任机制。
华东理工大学的何雪松教授以“特大城市社会治理：社会整合抑或系统整合？”为题进行了主旨发言，何雪松教授从特大城市具有“聚集性、多样性、流动性和影响力”的社会特征讲起，围绕这些特征在进行特大城市治理过程中，社会学理论家（比如洛克伍德、哈贝马斯、吉登斯等）提出了社会整合、系统整合两种观点，这两种观点本质上是存在共通之处的，即均看到了治理是一个综合过程。为此，我们国家在进行特大城市治理的过程中，就采取了党建引领的方式展开，以党建引领为统合进行城市治理，党建引领的实践极大的提升了城市的治理效能，增加了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居民的主动参与度不够。为了更好的调动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民城市的理念，希望以此来激发民众的参与热情。但是“人民”内部是分化的，是有不同利益和不同诉求的，比如物业费人均8毛钱的社区与物业费人均10几块的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肯定是不一样的，同一个小区内部的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也是不一样的。具体实践来看，可能会采取法律机制、规训机制、安全机制三种机制解决居民的利益、诉求，而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可能会造成过度治理和简约治理并存的情况，并没有实现治理的美学目的，因此在后续的治理过程中，要倡导在资源约束的情况下想办法实现治理美学，正如：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
第二单元
本单元的主持人为中国社科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的周骥腾，中国社科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的吴莹，华东师范大学的梁梦婷、北京大学的陈昕怡、同济大学的葛天任、上海大学的吴依萍五位发言人先后发言。
中国社科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的吴莹以“特大城市的空间治理——以成都市行政区划调整改革为例”为题进行了发言。吴莹老师指出：随着城镇人口的增加，城市治理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而空间治理是其中的重要环节。由于空间的政治性，城市的空间治理实际上成为对城市空间进行生产、控制和管理的政治过程。行政区划调整作为城市空间治理的重要策略，其核心是基于对空间尺度的重构，对资源配置、权力分配和治理方式进行调整。现有研究大多关注国家和区域的区划调整空间治理，而本文以成都市2004-2021年间四轮行政区划调整实践为案例，总结其规划主题、发展目标和调整内容的阶段性差异，并提出城市的行政区划的制订和调整是地方政府空间治理工具手段，它反映了城市发展定位、治理重点转型和央地政策空间互动的结果，并日益成为空间、人口、资源环境的综合性空间治理策略。
华东师范大学的梁梦婷以“历史、日常与艺术融合的愚园路——基于原真性理念的城市更新”为题进行了发言，论文以愚园路在更新中呈现历史、日常与艺术融合的特点切入，采取非参与式观察和非正式访谈法收集田野材料，展现城市更新中原真性理念的实现过程及复杂逻辑。研究发现，愚园路更新中注重挖掘和保留原有复合功能区域的特点，采用历史与日常交织、艺术与日常互嵌、公共与平等共融的更新策略。而此种益于保留原真性的渐进式更新模式的形成缘于资金短缺带来的意外后果、顺应上海城市更新周期及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
北京大学的陈昕怡以“基层社会治理深化改革何以落地”为题进行了发言，社会治理创新普遍面临推广和落地困难的问题。2020年以来北京市通过立法完善了社区物业治理的规则体系，强化基层党委政府对业主组织和物业公司的监管和指导。然后采用传统的工作专班制度和运动式治理推动业主组织化建设，提高业主组织规范化运作能力，取得了一定效果。不过，物业治理制度的进一步落实和改善则和北京推定的“接诉即办”治理机制有关。这种治理机制加大了对街镇社区回应民众诉求的考核力度。为了从源头解决物业治理纠纷，街镇社区开始认真落实和完善物业治理机制，是的相关制度改革得到了更好的推广和落地。相关案例对我国社区治理的现代化转型有较好的参考价值。
同济大学的葛天任以“人工智能与基础国家能力的增长悖论”为题进行了发言，超大规模国家的基层治理能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理论命题和核心标识变量。从现代化发展历程看，现代国家能力由国家发展维度、社会发展维度、技术发展维度定位和形塑。在数字革命背景下，国家竞争推动基础性国家能力的数字化升维。中国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践探索为后发展国家提供了路径参考：通过国家引领的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系统推进国家能力从“二维”向“三维”的整合提升。应急管理中数字化基层治理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暴露出数字化转型困境。数字化转型是一场自我革命，转变政策创新模式是突破困境、“升维”大国能力的关键。
上海大学的吴依萍以“职业流动与社会信任研究”为题进行了发言，对社会流动和社会信任的研究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已有的研究揭示了职业流动会影响人们的态度和价值取向。本文探索了职业流动对特大城市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作用，并考察了不公正待遇经历在影响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职业流动频次的增加会导致居民社会信任的下降；职业流动途径对居民社会信任没有显著的影响作用；职业地位的升降均使居民表现出更积极的社会信任态度；不公正待遇经历在职业流动对社会信任的影响过程中存在调节作用。
同济大学的葛天任、中国社科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的吴莹、华东师范大学的梁梦婷、上海大学的吴依萍、北京大学的陈昕怡分别对上述发言人的发言内容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点评。
第三单元
本单元的主持人为上海大学庞保庆，中国社科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的周骥腾、鲁东大学的毕婧千、上海大学的戴大磊、上海大学的项军、上海师范大学的冯猛五位发言人先后发言。
中国社科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的周骥腾以“居住分异与空间区隔：商品房居民与回迁房居民的社会距离”为题进行了发言。在中国大规模、快速的城市空间变迁背景之下，回迁房与商品房居民居住空间分异的现象凸显，由此而带来的群体排斥、空间区隔等问题不容忽视。论文利用“中国城市居民生活空间调查”数据，考察了回迁房与商品房居民间的社会距离的现状和生成机制。研究发现，总体而言，相较于商品房居民对回迁房居民，回迁房居民对商品房居民的社会距离相对较近。双方在利益性、公共性的交往意愿方面，展现出来的排斥情绪更为激烈。社会距离的生成机制方面，物理空间的住房质量差异机制，社会空间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和社会交往缺失机制是商品房与回迁房居民社会距离形成的主要机制，双方住房质量、社会经济地位差距越大，社区参与程度越低，则社会距离越远。研究认为，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回迁安置居民城市融入，就需要从制度设计和政策导向入手，合理分配空间资源，缩短不同住房群体间社会距离，实现空间正义。
鲁东大学的毕婧千以“城市资源、社会资本与兴趣类教育支出”为题进行了发言，论文围绕校外辅导中的“兴趣热”辅导班话题展开，考察哪些因素会影响家庭的校外辅导中的兴趣类支出。随着教育制度的演变，校外辅导引领了一场“兴趣热”，大量特长兴趣机构蓬勃发展。研究运用《2019年新时代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结合社会资本理论和社会系统理论，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检验、社会资本变量和城市资源变量对兴趣类教育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兴趣类教育支出具有显著的城市差异；在社会资本层面，家庭年收入、父亲受教育年限和母亲受教育年限与兴趣类教育支出呈正相关关系；在城市资源层面，城市地区生产总值和少年儿童抚养比与兴趣类教育支出呈负相关关系，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与兴趣类教育支出呈正相关关系。
上海大学的戴大磊以“社会组织何以形成？——一种关系视角的切入”为题进行了发言，当前有关社会组织的研究中，缺乏从组织内部入手以考察组织本身何以形成的分析。通过对一家小微社工机构形成史的考察，作者指出以亲缘关系为基底的强关系和以志愿精神为契合的弱关系构成了社会组织的形成基础，领导者通过人情施予和专业价值熏陶实现了关系的巩固、强化和再生产。组织成员的专业认同或借由个人的关系网而得以扩散，从而孕育了更广泛的志愿精神，也实现了关系的蔓延或“第三次生产”。囿于资源约束所导致的薪酬短板和组织目标替代，已建立起来的关系或面临实质意义上的持续或崩解。论文的理论贡献在于：1.突破组织中心的视角，将关系视角带回组织分析；2.提示关系研究中的制度视角、文化视角和结构视角应当同时纳入分析；3.回应了社会组织的形成机制和伦理意义问题。
上海大学的项军以“户籍制度与特大城市青年的分配公平感”为题进行了发言，论文主要是围绕我国的户籍制度如何影响青年的主观公平感感知的话题展开，论文利用2019年中国五大都市圈内十个大城市出生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青年群体的调查数据，探讨了户籍制度如何影响都市青年的分配公平感。借鉴布劳和邓肯以及帕金的分层理论，引入了“资源异质性假说”来分析户籍作为社会结构和社会身份的双重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虽然社会经济地位资源的分配可能基于个人才能和个体排斥，因而不会对特大城市青年的分配公平感产生重大影响，但基于户口身份和集体排斥分配的城市公共福利资源却会在非本地居民中产生明显的不公平感。此外，研究强调，在大都市背景下，本地与非本地户籍身份的区别比传统城乡差别对公平感的影响更大。这些研究结果主张废除基于户籍的歧视，尤其是在公共福利资源的分配方面，并建议将非本地居民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以促进社会更加公平。
上海师范大学的冯猛以“社区治理面临的未来挑战及其创新方向”为题进行了发言，论文针对当下社区在公共安全、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等治理事务上出现的问题端倪，以及未来一段时间社区治理面临的多重挑战，具体表现为如下十大挑战：挑战1为如何更好的听取居民的意见：社区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异性增大，居民针对社区公共事务的态度分歧增加，社区治理将会出现更多的不同意见和反对声音。挑战2为如何更好的制定社区更新行动方案：伴随小区建成时间拉长，居民区普遍面临硬件设施设备老化、安全隐患加剧、环境脏乱差等问题，居民生活质量下降。挑战3为如何更好的兼顾老年人的多样态服务：社区老龄化程度增加，有些社区已达深度老龄化的状态。居委提供的为老服务多是基础服务，老年人的个体化需求难以满足。挑战4在如何调和社区“新老”人群的关系：外来租住人员占社区人口的比例持续增加，他们多从事新业态工作，有着与本地居民不同的生活方式及生活习惯，彼此缺乏交流。挑战5在如何可持续推进居民自治行动：社区自治工作更多在改善社区环境方面下工夫，突破自治内容的限制以及实现自治项目可持续发展，需要探索新方向。挑战6在如何引导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社区组织的活动与居民需要的活动在内容形式上存在偏差，社区居民特别是年轻居民消极参与社区活动的状况继续存在。挑战7在如何规范理顺“三驾马车”关系：“三驾马车”之间的关系亟待理顺，有些社区尚未建立业委会，物业服务供给不足，居民与业委会、与物业之间的矛盾会长时间存在，如果处理不好将严重阻碍社区的建设和发展。挑战8在如何彰显社区志愿服务的价值：已经动员起来的社区志愿者队伍率先进入老龄化，居民在闲暇时间有了更多选择，除既有队员流失外，队伍吸收新人的难度加大，一些社区的志愿服务甚至会出现难以为继的局面。挑战9在如何集中力量应对复杂问题：社区公共安全、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的复杂性和模糊性持续增加，治理资源的供给能否满足社区需求决定着社区治理水平的高低。挑战10在如何全面赋能社区工作者：国内外形势愈加复杂使得社会风险加剧，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公共事务落在社区层面解决。以社区工作者为中心的社会治理主体该如何用好下沉资源应对社会风险，缺少成熟的经验及明确的方法路径。
鲁东大学的毕婧千、上海大学的项军、上海师范大学的冯猛、中国社科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的周骥腾、《青年学报》的赵凌云编辑分别对上述发言人的发言内容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点评。此外，赵凌云编辑还对《青年学报》的办刊情况、关注的重点选题进行了详细介绍，期待各位投稿。
会议发言结束后，论坛联络人上海大学庞保庆对各位参会者表示了感谢，也期待各位学界同仁继续关注特大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论坛，希望明年有更多、更精彩的论文分享。
(撰稿：庞保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