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对话围绕三个核心问题展开：古典社会学在当代社会学研究中的意义；宗教的历史意义和非政治化意义；中国的社会理论何以可能。对话由三个部分组成：首先，每位学者围绕三个核心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并提出相关问题；其次，从第一部分选取5个核心问题，中美社会学家针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和回应；最后，从第二部分选取最受关注的两个观点，并展开总结性的讨论。

Alexander教授主要论述现代社会理论与古典社会理论的关系。他认为，以往社会学界秉承的“古典与现代之间的断裂”是应当被超越的，通过回归经典理论，尤其是晚期涂尔干的作品，当代社会学可以从中汲取灵感，超越二元对立。Gorski教授谈到了对于现代性的质疑，认为当代社会学理论对于世界有一种机械化的理解。他认为，社会学应专注于动态的充满活力的世界观。他还很关注中国学者对于《大分流》一书的反应，以及中国社会学学者在剧变的中国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Smith教授发表了关于“中国社会理论究竟是什么”的看法，是指遵循本地传统，还是创造本土概念，或者仅仅是试图突破西方理论的限制，这种倾向会否导致中国社会学作为一种民族主义展品。谢立中教授认为，与西方社会相较，中国社会存在自身的特殊性，但是也具有现代社会的普遍特征，二者之间的异同必须厘清，才有比较的可能；中国社会具有东西方两种基因，不可偏废其一。渠敬东教授认为，当代西方社会学对于经典社会学理论存在误读，如过分强调涂尔干的二元对立，对韦伯的理解也仅仅停留在纯粹价值上。他认为应该注意中国社会的双轨制，以及正统与道统的关系。中国人的人格理解也远比韦伯想象的复杂，外儒内道，外儒内法等等。总之，尊重并回归历史，便是中国社会理论发展的重要方向。孙飞宇博士认为所有问题最终都引致一个终极的方向，即是反思社会理论、社会学，乃至学术。社会学不应当将自己的视野束缚在某种单一传统之下，任何对社会的洞见（包括文学、哲学等等）都可以作为社会学的关注点，这样才能够从更多元的视角回归社会真实，而不是自缚手脚。

在长达3个小时的对话中，中美社会学学者之间虽然出现了大量分歧，但也达成了一些共识。更为重要的是，这次对话对于美国社会学家了解中国社会学家的思想和追求，理解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为中美社会理论家的进一步对话和合作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