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各高校扩大招生，但一些老的院校教学资源不足，各种设施奇缺，原有的校舍容纳不下更多的学生。为此，中央决定有条件的高校可以创建分校。

复旦大学党委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并决定由我全权负责组建分校的筹备工作。

当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没有校舍。后经市教委的协调，暂借原华东政法学院的东风楼（当时政法学院尚未复校），于1979年春举行了第一届开学典礼。我被任命为党委书记，校长是原复旦大学著名教授、老干部王中同志。校址后来几经变迁，先是在政法学院（借用），后迁入西江湾路574号（现为上海青年干部管理学院）。

分校初建时设有中文系、历史系、政治系和图书馆系，分别开设汉语言文学、历史学、政治学、图书馆学等专业，除图书馆学外，前三者都属于基础理论学科。分校究竟应当办成一个什么样的学校？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且又迫切要求我们早日作出抉择：是按照老复旦的模式办学？还是走新路、创新篇？经过一段时期的调研和实践，我果断地提出了下述办学方针：“立足于文科的改革，面向实际的需要，根据条件的可能，办出自己的特色。”其核心，就是坚定地走应用文科的道路。有鉴于此，必须适时地对已有的专业进行有计划、有步骤地一系列拓展、改革和创新。

从1980年至1985年间，分校在专业设置和系科组建方面先后推出了以下几项重要举措：

一是根据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和需要，撤销了政治学专业，根据文革后法律人才奇缺的状况，组建法律专业（其时政法学院尚未复校），并在全国第一个恢复和重建了社会学专业；二是在中文系创办全国第一个秘书专业，以后又将其单列，设立了秘书系；三是根据人才需求和未来图书情报业发展二者趋同合一的预测，将图书馆学系改名为文献信息管理系，并大胆改革，在该系增设档案学专业（因若按传统设置，档案学专业是放在历史系的），以后又单列设立了档案系；四是在历史系中增设文博专业。与此同时，我还极力主张并推进在历史系中开展上海史学的研究，曾特别就此发起了一次高水平的专题研讨会，很多专家学者到会发言，特别是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汪道涵同志也亲临会场，讲了开展上海史学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表示全力支持。

这里，我想着重提及的是社会学专业和秘书专业。

在建国后的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中，各高校相继废除了社会学系，1957年以后，社会学工作者又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从此，社会学这门学科就成了人们不敢涉足的“禁区”。然而，二十多年的历史事实证明，这样做是完全错误的，停办社会学专业，致使许多领域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缺乏专门系统的研究，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十分强调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作用，并提出要开展社会学研究和教育，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社会学专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恢复并重建的。

1979年，当听到小平同志和乔木同志在社会学座谈会上提出，要恢复和重建社会学教学研究工作的时候，北京的一批社会学家如费孝通、雷洁琼等，欢欣鼓舞，各方奔走，积极酝酿建立研究机构和恢复重建社会学专业、培养社会学人才的问题。当时他们认为，恢复和重建社会学专业这个头，若以条件论，复旦是首选单位，因此费孝通先生专程来沪与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苏步青先生商谈，苏老以复旦尚不具备条件为由婉言谢绝了。此时，上海社会学界的情况是，一部分人很积极，很活跃；一部分人则顾虑重重，生怕再次陷入一场苦难。有的家属鉴于过去的遭遇，极力加以劝阻。我当时想，既然恢复重建社会学专业是党中央的号召，又是社会的需要，也是广大社会学工作者苦苦等待期盼的，复旦为何不带这个头？若论条件，分校是一所初建的学校，根本就谈不上，但再细心地分析，以上的这几点岂不是恢复和重建社会学的更为重要的条件吗？于是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作为一名从事教育工作的开拓者，就应该具有敢想敢干的精神和魄力。“有条件要上，没条件也要创造条件上！”那真是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终于，1980年，在上级领导和同仁以及广大社会学工作者的积极支持下，复旦分校成为全国第一个恢复和重建社会学专业的学校，费孝通为了支持这一举措，还担任了分校社会学的名誉教授。此外，雷洁琼、曹漫之等老一辈社会学家也分别担任名誉教授和兼职教授，并亲自来学校授课。费老还多次和我通过书信、面谈的方式，就专业学科的教学研究以及师资、学生培养等问题交换意见，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关怀和指导，从而提高了复旦分校在全国高校和社会学界的声誉和知名度，在高等学校的社会学专业建设和发展中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至于创办秘书专业，则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秘书工作古已有之，到了现代，各行各业更是有大量的人员从事着文秘工作。但是，这些人员几乎都没有接受过文秘工作的专业学习和培训。如此重要的一个职业，理应被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加以研究和提升。所以，适时地创建秘书专业，培养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文秘工作者，既是现实社会的需要，也是时代的要求。

为了更好地开展科学研究，提升教学质量，服务学科建设，服务于社会，我们又白手起家，创办了《社会》、《秘书》两份杂志，在全国公开发行。

事实证明，对专业进行改革和创新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不仅提升了学院的知名度，扩大了生源，而且与社会的需求和市场的需求相吻合。后来，这些专业的毕业生大都被分配在专业对口的各个岗位上，发挥了骨干作用，不少学生现在已是区县级或者某个单位的领导，他们政绩、业绩卓著，颇受社会的好评。而两份杂志的高质量运作，也赢得了社会各界和专业人士的好评。

多形式、多规格的办学实践是分校的另一个特色。为了更多更好地培养和造就各种人才，就要善于挖掘和调动社会和学校的教学资源为其服务。所以，在分校创建初期，我就明确提出以“活”、“高”为目标的指导思想，即办得活、质量高。具体来说，就是实行全日制与业余制相结合，以全日制为主；本科与专科相结合，以本科为主的教学体制。

除了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完成各种教学任务外，学校还先后开办了秘书师资培训班、秘书工作者学习班、行政工作进修班、政治思想工作研讨班等各种短期培训班，为各条战线培养了一批合格的人才，得到了社会广泛的好评。

还在分校初创阶段，我就提议建起了对外汉语培训班，招收日本、美国等学员来校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由于教学精心和其他文化活动丰富多彩，深得外国学员好评，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为了进一步加强国际教育和文化交流，扩大招收外国留学生汉语培训的规模，同时也提升学校的声誉，我设想建造一座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为此，我们开展了一系列工作。首先在虹口曲阳地区成功选址，当时曲阳临近学校，又是新开发区，经与有关领导协商，他们同意划出一块土地供我们使用，资金可采取银行贷款的方法解决。通过努力，我们也与银行谈妥了贷款事宜，只待校部审批后即可启动。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有关领导却因不必要的担心而疑虑偿还能力，迟迟不予批复，终使计划搁浅，错过了一次绝好的机会。

我还设想在海南发展高等教育事业，两度赴海南考察。曾与海南省有关领导和海口师范学院共同探讨联合办学或在三亚创办一所分校的可能性，终因资金无着，此愿未能实现，不无遗憾。

此外，有鉴于当代不少大学生字迹潦草，不工整、不规范，以及写作文不对题、词不达意、文理不通、词汇贫乏、文风不正等缺陷，我提议在学校范围内实行书法和写作的统考制度，不及格者不得毕业。此项制度深得来访的香港几所大学文科学院院长的赞赏。1985年，我去香港浸会学院访问时，还专门就此作了一次演讲，香港有两家报纸作了报道，并配发了我的照片。遗憾的是，此项制度未能贯彻始终。

办学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要会聘用人才，会正确使用和培养人才，而且还要保护好人才。分校创建之初，为了提升分校的社会声誉，提高教学质量，聘请了近十位著名专家、学者和社会名流担任分校的兼职教授，他们是费孝通、张骏祥、赵丹、杜宣、徐盼秋、曹漫之等，同时又通过各种途径调进了一批能胜任教学任务的人员，充实教师队伍。这些人员中，有一些在文革中做过错事，说过错话，但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审查已有结论。然而，此时市委有关部门却要复审他们，致使这些同志很为不满，怨言颇多。为了对这些同志负责，并保证教学任务的实现，我们一方面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一方面组织人员对他们的问题进行认真的复查，最终使被复查同志的情绪得以平复，愉快而积极地投身到教改及其他工作中去。

在上世纪80年代，我还做了一件很有意义并颇感欣慰的事情。时任《社会》杂志副主编的刘达临同志拟开展“性学”研究，有鉴于当时那种“清除精神污染”的强大社会舆论，出于对他的保护，我曾予以劝导，但是，最终被他不惧压力、执著敬业的精神、远见卓识的思想，以及严谨的科学态度所感染，加之我对这一问题在认识上也有所提高，遂转而全力支持他，为他创造了各种条件。最主要的是为便于他开展研究，我在上海市社会学会下专门设立了性社会学研究中心，使他的这一研究工作有了组织机构上的信托和保证。他所从事的在世界上有重大影响的两万例“性问题”社会调查，正是利用这一组织机构形式完成的。以后，他在这方面的研究硕果累累，著有各种著作一百多部，而他所创建的“古代性文化博物馆”，更以其丰富的实物收藏而享誉国内外。他还担任亚洲“性学研究会”副会长，被誉为中国性学研究的开拓者。美国《时代》周刊把他评为“中国的金西博士”、引导中国走向幸福21世纪的六个代表人物之一。至今，刘达临同志仍孜孜不倦地专注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衷心希望他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总结我在复旦分校和原上大文学院近十年的工作，有四个方面我是始终抓住不放的。一是专业学科的建设。因为这是关系到办学方向和办学特色的问题，是学院建设的根本，是关系到走什么路，培养什么人，办出什么特色的问题。二是三支队伍的建设：党和政工队伍、管理队伍、教师队伍的建设，特别是教师队伍的建设，这是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学院工作水平的关键所在。三是教学后勤和生活后勤的建设，添置必要的设备和设施，这是保障教学，确保师生健康，维护和稳定教学、生活秩序所必不可少的。特别是教学后勤方面，对文科学校来讲，图书馆的建设尤其重要。但建校初期一切都是从零开始，图书资料全无，怎么办？当时主要是通过两种渠道，一个是从复旦图书馆调剂一批复本，一个是派熟悉情况和有关系的同志到各地收集采购。进而我又想到，复旦已去世的文科老教授都有一些藏书，可以通过他们的家属收购，这样不仅便捷，而且很有学科针对性。结果这一举措极为有效，购进了一大批文史哲方面极其珍贵的图书资料。不出几年，图书馆就具有了相当的规模，基本上可以满足教学的需要。四是校风学风的建设。培育和造就一个良好的校风学风，有利于培养合格的人才，是学校建设的百年大计，而且有利于提高学院在社会上的知名度。建校伊始，我提出和倡导的八字学风是：勤奋、严谨、多思、创新。

其中的“多思”两字至今还没有一所学校提及。我之所以把“多思”作为学风提出，是因为我一直有这样的观点：对于青年学生来说，思想不解放，不勤于思考，最终必然是个庸才。多思才能创新，学而不思则惘。胡锦涛总书记今年5月在北大与学生的对话中特别讲到了这点，由此可见它的重要性。

建校初期，教育部副部长彭佩云等领导同志曾先后来分校视察，表示没想到分校办学这样好，对我们的办学指导思想、专业设置、学科建设、师资队伍、教学质量和办学形式等各方面的工作，均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对学校后来的建设和发展，起了很大的激励作用。

为了适应教育形势的发展，1983年上海市组建了上海大学（原），复旦分校遂作为上海大学文学院并入，1989年又迁入三门路原市委学校的旧址。1994年5月，四校合并组建为新的上海大学，经学科重组和调整，文学院成为以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与档案学为主的文科基础学院。

（作者为原复旦分校党委书记、原上大文学院党委书记）

转自上海大学校报总第585期，2009年6月22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