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由上海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上海大学妇女工作委员会和上海大学社会学院联合主办的“彩礼与嫁妆——传统婚俗文化背后的现代爱情故事”圆桌论坛在社会学院308会议室举行。计迎春教授主持。

会议伊始，上海大学妇女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吴国琴和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党委副书记张乃琴代表校妇委会和社会学院致辞。

论坛第一环节由社会学院博士林泽宇和李璇发表有关彩礼与嫁妆的研究。博士生林泽宇和计迎春教授通过对福州20个家庭的调查，研究揭示了彩礼和嫁妆协商是代际共同参与的过程，男女方父母在准备彩礼和嫁妆时的动机存在差异，男方注重养老与回馈，女方则基于情感考量。年轻一代在协商中仍受孝道伦理影响，优先考虑父母的感受。此外，年轻女性与父母的亲密关系推动了家庭模式向双系代际联盟的转变，这种联盟更加情感紧密和相互支持。研究为理解当代中国城市家庭中的婚姻习俗提供了新的视角。随后，博士生李璇和其他两位合作者通过调查城市中产父母为女儿准备嫁妆的过程发现，中产父母有策略地运用传统现代镶嵌杂糅的新中式文化资本包，女儿婚后对嫁妆的理解、管理和使用反应出中国家庭关系的双系化和过程的代际平衡化。

第二环节是圆桌讨论，法学院李立新副教授、文学院教授陈晓兰、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何琦隽、社会学院副教授陈蒙等发言。

李立新副教授从法学视角发表了自己对于彩礼和嫁妆的看法，她首先从自身参与女儿的彩礼和嫁妆的协商过程的经验出发，对以上研究结论表达了支持和认同。她认为应当平等分配继承权，指出随着嫁妆价值的增加，未来民法典应该给予嫁妆也给予一定的保护。回到彩礼和嫁妆的本质，她认为彩礼按照现代的认识是一种答谢礼和对双方未来婚姻生活的资助，而不应是对女性的物化。法律应该越来越明确，彩礼是夫妻的共同财产，将更多用于一老和一小的生活中。她还认为用彩礼和嫁妆去捆绑子女养老是一种“利诱”，是虚弱的代际联系，也是不理智的。最后，她倡导不要将彩礼和嫁妆越推越高，给年轻人更大的压力。同时也不要对对彩礼和嫁妆做出更多的价值判断，他们都有产生的经济基础，我们更多要做的事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机制。

陈晓兰教授认为两位发言人的研究都看到彩礼和嫁妆较为正面的形象，她认为研究中也要看到彩礼和嫁妆的负面意义。同时，她认为子女的婚姻过于强调彩礼和嫁妆会容易失去婚姻当事人的主体性。她还表达了当前我国是一个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在浓缩在一起的社会，很多影视内容表达仍然传达出传统的、错误的女性形象，保守的趋势，引发了很多矛盾和问题。同时，她也从文学角度出发，认为凡是将情感建立在金山的基础之上，那结果多半是不理想的。而且，正是因为有18世纪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思想先驱敢于去要求男女平等，要求女性权利，才使得我们有了今天的现实。因此，要心怀超越现实的理想主义，才能进一步从现实中进步。

何琦隽副教授从传播学的角度分享了自己有关彩礼和嫁妆的看法。她认为现在主流媒体中对于彩礼的讨论和声量要远大于嫁妆，而主流讨论和民间讨论对于彩礼的关注点也有所差异。从彩礼和嫁妆的讨论内容来看，民间讨论更多关注的父权制中男性的得与失，较少关注女性家庭。此外，她还就自身经验现实对彩礼比较的边界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陈蒙副教授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彩礼和嫁妆进行了分析，她认为彩礼和嫁妆的协商过程不是发生在家庭的真空中，而是存在于结构性的语境里，个体会受到嵌入到社会网络中的规范的影响。除了对于彩礼和嫁妆的量上的比较，她还发现彩礼和嫁妆协商过程中的“不逾拒”的面向，在规范层面，别人有的东西我们也必须有。她还指出彩礼和嫁妆内涵的变迁体现出家庭面临高度不确定性和风险的考量。展望未来，她提出彩礼和嫁妆对于结婚的影响是否显著，以及子女不结婚，父母又该如何筹备养老等问题。最后，她感受到了本次分享的论文中体现的乐观主义的氛围，认为社会学也应该提供不同城乡和阶层的研究以关注众生之苦。

计迎春教授首先对参会者的疑问进行了回应，她认为以上学者分别从不同学科对婚姻和彩礼的解读给未来的研究很多的启示，同时她认识到未来的研究可能要进行不同城乡背景和阶层背景的扩展以更加清楚得发现当代中国社会的多元性。本文所研究的中产是具备引领性的群体，独生子女政策为女性教育和经济独立奠定了基础，某种程度上也加快了中国的性别平等进程，从而在本质上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最后，她认为我们的研究要从东亚社会中发现中国性的东西，看到未来中国的现代性。

针对论坛分享中的本土化概念“文化资本包”，李璇博士和林泽宇博士进行了详细的回应，她们指出在准备嫁妆的过程中，女方父母对于传统文化进行了策略性的运用，而不是一味遵循传统文化。同时作为中产阶级，具备较高学历的父母，她们对于当前现代的婚姻法律知识也具有清晰的认知，因此她们实际上达到了对于这些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灵活取用，因此称之为文化资本包。社会学院的刘子潇博士和三联生活周刊的肖楚舟编辑也表达了自己有关彩礼和嫁妆的意见和看法。（赵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