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9日，中央民族大学的王建民教授做客上大B417，为上大人类学研究所带来了一场精彩的中国人类学学科史议题，该议题将人类学学科放在知识史脉络下，特别是放置晚清边疆危机背景下回顾中国人类学的发轫、发展与转向。报告想法最初产生于与台湾中央研究院同仁的自由讨论，成文于国外会议，翻译为中文再次面向大学、公众，在上海大学是首次。张江华所长主持，张佩国、巫达、张敦福、张亦农、马丹丹等师生参与讨论。面对人类学学科史，特别是中国人类学史的特殊问题，在以治史为长、且关怀“中国人类学向何处去”始终的王建民教授此次又有新的思考进展和表述，具体如下：

一、人类学发轫与社会动力、国家、民族主权意识息息相关，晚清边疆危机引发了保种、保教、报国等改良运动，人类学以“种”的关怀从欧洲、日本输入了进化论、人种学等学科，抗日战争又以“土”的关怀推动了田野调查，地域特色的学术共同体得以“林立”，新中国成立后，人类学在苏联模式的冲击下打入资产阶级学科的冷宫，仅存民族学，“民族识别”知识系统得以成熟，虽然与历史学、考古学整合为社会规律的研究，实质上，他者的主体性又成为学科关怀的突破所在（虽然有国家让度的存在）。张江华教授也适时地补充道“我们究竟如何反思五六十年代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地方的老一代前辈”，这方面的承认度似乎还不够。主讲人王建民概括道：人类学以文化多样性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做出了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人类学恢复，面向世界、恢复世界想象力、祛除民族国家、东西两极化意识形态“屏障”的世界主体又开始伴随学科规范化成为时代的挑战与回应，世界性与本土性的关系、学科纯洁性、方法论问题的焦虑如果说占据了王建民90年代的注意力，那么近期的思考则可以折射出《中国民族学史》的作者试图梳理学科史史料背后的学术问题，用他的话就是：

人类学作为一个学科在中国近代的发展过程应当是一个学术问题，需要加以认真的讨论和反思。

这也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人类学、民族学基本概念、术语等学术翻译问题，纳入学科史的视野。“一些中国学者运用西方学者的解释来解释中国古代文献，并加入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理解。答布（Taboo）、图腾（Totem）、么匿等成为一种新的概念，进入20世纪初的汉语之中。”其中，幺匿是个体（unit）的音译。翻译的参与使得人类学面向大众，成为公众知识的一部分。

三、人类学学科在学科体制下的安排、分类与政策规定，经历了从基础通识到专业知识的过程，这一专业形象的转变也侧面反映了国家、政府对人类学因国情而宜的重视程度和规范态度变化，也标示着人类学家担任官方职务的微妙气候变化。

主讲人在总结中讨论道：一方面人类学在近代中国知识建构中有其地位和作用，也因“民族性”、“中国学派”而让世界了解了中国，认识了中国；另一方面，中国近代知识体系也影响和制约着人类学民族学知识的知识构成、学科定位、学科特点、学科关系等诸多方面。

主持人张江华教授做了坦诚又不乏批评的点评，一方面是我们对学术遗产的“正视”不足，另一方面是学科本体意识又该如何在国家意识形态剥离的努力下继续探索，90年代以来的学科规范化讨论从积极的意义肯定的地方是学科本体意识的复苏。

王建民教授在上大的讲座不仅仅是一次人类学公众知识的讨论，而且是从北京带来的“亲情”礼物：“上海大学在人类学学科史的位置和沿革”，传递了深厚寄望，或曰，历史不老，种姓未逝。（人类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