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29日下午两点至五点，费孝通学术论坛第14期在上海高校社会学E-研究院会议室举行，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孙沛东博士做了题为“‘白发相亲’与择偶市场化：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研究”的学术报告，报告由张江华教授主持，刘玉照、肖瑛、张佩国、董国礼等老师出席。文学院社会学系博士生、硕士生以及本科生约20人听取了此次报告。

孙沛东博士首先对目前国内外学界有关择偶标准、择偶过程和择偶的实证研究三方面做了一个整体的文献回顾。而后她提出了研究问题：相亲角现象的背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新型择偶模式？市场化进程如何影响人们的择偶标准？待婚男女的父母们在这种情境下采取了哪些择偶策略？她选择新制度主义分析范式的核心概念—“制度约束中的选择”作为理论视角，研究方法是社会学的非参与式观察法和深度访谈。

孙老师的报告主要从“制度与情境：新型择偶平台--相亲角”，“冲突与斗争：相亲角为何效率低？”，“合作与协调：相亲角为何人气旺？”三个方面阐释中国大陆的市场化进程对人们的择偶标准所产生的影响。

制度变迁为择偶文化创造了一个新兴的社会环境。在这种新形势下人们的择偶行为如何适应市场化的制度环境？制度层面的分析旨在描述相亲角之所以能够成为待婚男女的父母帮助子女寻求匹配的结婚对象的一个新型平台，它所面临的市场化之后的制度环境和外在的制度约束，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情境层面的考量则是通过透过活跃在相亲角的行动者以及他们利用各自手头掌握的资源进行的互动，试图阐释人们在相亲角展开择偶行动所面临的特殊情境。孙沛东博士指出：作为一个新兴事物，相亲角是一个融合着各种“欲望”，讲求“实力”的婚姻“市场”。

“冲突与斗争”部分则主要是从行动者的视角出发，关注不同类型的行动者，探讨基于资源不同而在行动者之间形成的各种类型的博弈，以及由此在不同群体层面形成的各自适用的游戏规则（如果将相亲角的择偶行为视为一种“游戏”的话，这里约定俗成的择偶标准就近似于该行动领域内的游戏规则），并且对父母作为理性行动者的择偶策略进行了详细而生动的分析。孙老师认为：在相亲角，多数待婚男女的父母们固守着一系列缺乏弹性的择偶标准，使得这种标准本身成为了青年人择偶的障碍。对父母们的择偶策略的分析也说明了相亲角效率低下的原因。

“合作与协调”部分通过分析相亲角的潜功能和父母们之间的契约来分析相亲角人气旺的原因。随后，孙老师介绍了“游戏的新变化”：金融危机背景之下择偶标准也逐渐理性，人们的择偶观和婚恋观开始回归理性,转而追求稳定、简单和踏实的平凡生活。

结论部分，她指出：根据对相亲角的研究，西方的择偶理论有待修正。“经济独立论”和“情境变异论”缺乏足够的解释力,“标准趋同论”也不符合相亲角的实情。因此，孙沛东博士认为：第一，新式“包办婚姻”不是传统模式的简单复兴，而是一种重构形式，是地方民众对经济、政治和社会变迁的一种回应与策略。第二，她指出了地位提升、观念维续与现代女性的择偶困境三者的关系，认为在择偶标准、婚配模式和性别分工方面的观念滞后是造成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现代都市“剩女们”择偶难的主要原因。第三，从择偶市场化到恋爱经济，大陆的婚姻市场上出现了一种幸福产业的新趋势。人们在择偶过程中，已然能够熟练或者比较熟练地运用市场化的语言，进行婚姻市场上的交易行为，而且，这些市场化的语言和行为已然成为一套权力体系，日已侵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第四，她从利益诉求与权力秩序地角度阐释了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当代社会，如何解决体系与个人的紧张关系，重构自然而富有人性的家庭和私人生活世界这一问题更具有紧迫性。

最后，孙老师介绍了这项研究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她认为青年男女的婚姻是关系到个人、家庭和社会和谐、稳定与发展的大问题，正是从这个立意出发，她的研究试图解析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这一独特的、又十分缺乏社会学者关注的现象，从社会学的角度，探索待婚男女择偶过程中所遭遇的尴尬与难题，从而为解决“剩男剩女”问题寻求一种有价值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