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11-14日，在上海大学《社会》杂志社、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组织研究中心、社会学院共同举办的社会理论工作坊暨文化社会学圆桌会议期间，中国社会学界诸多知名学者以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在上海大学发表演讲。
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苏国勋研究员的演讲主题为“韦伯与中国文化”。
苏国勋研究员在演讲中是以马克斯·韦伯关于中国文化论述比较集中的代表作《儒教与道教》一书为核心而展开的，这一方面是为了纪念《儒教与道教》一书出版100年（1913年），另一方面是在复兴中国文化研究的角度上来反思韦伯对中国文化的解读。在苏老师的文章大纲中，其研究进路首先是通过对中国儒教和道教进行过分析的两位中国人的著作与韦伯的论述进行比较性研究，这两本著作是：梁漱溟先生的《中国文化及其哲学》（1916年）和牟宗三先生的《历史哲学》（1955年）。其次他追溯了社会性因素对西方科学知识社会学在科学合理性问题上的影响作用，他指出需要通过韦伯的人格特征及其所处的德国学术传统两个方面来思考韦伯本人的宗教观点，同时他认为韦伯对于宗教的研究集中体现了其对于“价值关联”的论述，并指出韦伯对中国宗教的研究中体现出了欧洲中心论的倾向。
二、台湾世新大学社会学系叶启政教授的演讲主题为“对社会学科知识本土化的省思”。
四、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渠敬东研究员的演讲主题为“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
渠敬东研究员对项目制研究的定位在于从社会学机制研究层面对近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的一种现实感的政治经济学式的把握。他分析了项目制作为一个新的制度枢纽和一系列动态的运行机制具有孟德斯鸠或托克维尔所说的民情意涵，也即项目制不仅是一种制度化的体制，同时也刻画着一段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在具体的研究进路上他首先明确了项目制所运行的既有历史结构条件，并以此分析了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或部门的分级治理的特点，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了项目制对基层政府所带来的土地—金融－财政“三位一体”经营格局的新特点，以及项目制给基层社会所带来的一系列意外后果。他指出在由公共项目转化为开发项目的过程中，所有结构转型的风险和压力都极有可能落在基层民众身上，在国家权力和资本权力的双重裹挟下演变成为系统风险的最终承担者。作为对项目制的反思，他指出国家在推进项目制改革的过程时应从整体的机制上来看待一系列项目的立项及其衔接。
五、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周飞舟教授的演讲主题为“‘农民上楼’与‘资本下乡’：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新变化”。
周飞舟教授的一个基本问题导向是理解新时期的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变化在于考察中国近些年尤其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所形成的“中国模式”，具体是指城市化的土地、财政和金融的三位一体模式，而这个模式体现了一个城市化为主对农业土地有巨大需求的发展模式。周老师陈述道来，在2008年之后中央政府出台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和最严厉的土地保护政策之后，地方政府探索出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减少与城市国有用地的增加相挂钩的政策。这是一个新的城市化模式，其在经验现象上就表现为“农民上楼”和“资本下乡”，前者是指通过基层政府通过财政补贴让农民向城镇和新型社区集中从而使更多农民的宅基地成为建设用地的指标，后者表现为通过基层政府招商引资而实现自然村之间的合并从而使得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变化其实质是税费改革时期的“悬浮型政权”发生了变化，国家在城市化征地拆迁中掠夺农民的土地，伴随着这种掠夺的随之而来的后果是农村的乡村治理模式、农民的生活方式等都将出现重大的变化。（供稿：李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