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下午，上海高校社会学E-研究院视频会议中心（B417）举办了一场学术讲座，题目是“语文即价值：1930-1950年黔西北花苗基督教组织语言价值系统”，由美国密西根大学人类学博士候选人黄淑莉作报告。讲座由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张江华教授主持，张佩国教授以及社会学院部分师生出席了讲座。

黄淑莉在密西根大学师从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魏捷兹教授，她长期在贵州从事苗族的田野调查工作。黄淑莉的报告陈述了她的博士论文，关于民族识别的价值系统与贵州西北花苗的基督教语言系统的对话。在她的研究中，贵州苗族的语言文字既是一套复杂的语言系统，同时又是具有族群认同价值的文化系统。从历史上看，苗语和苗文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变迁和由盛到衰的过程，贵州地区苗语有三大方言或者四大方言（有的把滇东北方言作为次方言），而苗文自1905年英国基督教传教士伯格理到贵州威宁县石门坎传教，修建教堂及创办教会学校，并且为苗族创立了拼音文字的“伯格理”苗文，改变了过去苗族无文字，而单纯依靠古歌谣传承纪事的状况，使苗族的传说、历史、文化有了新的载体。

1950年代新中国开展实施的民族识别运动，不但为苗族确定了官方认定的族群身份，还由语言学家为苗族创立了新的语言文字系统，并以此作为推动苗族向“现代性”发展的过渡性工具。新的苗文使用及伯格理文字的衰落代表着花苗文字的典范转移，然而伯格理文字与花苗的族群认同紧密联系着，伯格理文字是花苗的骄傲，也是花苗的痛处。1949年之后的花苗基督教组织——共和教会也随着国家意识形态的转变而迅速地崩溃解体。然而让人类学者感兴趣的是，作为两种象征价值系统的伯格里苗文与共和教会的“贬值”，并没有使花苗中的基督教信仰消失，反而在当代以一种新的形式推动了花苗村寨教会的复兴。

黄淑莉的研究将语言变迁与族群认同、基督教会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以丰富的历史资料、田野资料，采用新颖的视角进行人类学研究，给与会者很大的启发。张江华教授评价黄淑莉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他结合当下上海出现的保护沪语方言的现象，提出人类学可以对这一语言现象进行学术思考，阐释其背后的社会和文化逻辑。张佩国教授则对石门坎成为当地教会中心地位的形成历史与黄淑莉进行了探讨交流。汪丹博士结合自己对白马藏族进行田野调查的经验，对藏语、苗语、汉语的价值变化谈了一些自己的理解。（供稿：崔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