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其中，第一次提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重大任务。在上海大学终身教授邓伟志看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作为中国本土社会学的发祥地，百年上大社会学人身上体现了诸多宝贵精神。对当今的社会学人来讲，重要的是从中国当前的社会现实出发，有的放矢地进行研究，创建中国社会学派正当其时。以下是他在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的演讲。

今天大家谈到上海大学，都会称其为“红色学府”。事实上，上海大学有“新”“老”之分。新上海大学是在1994年合并组建的，老上海大学则是1922-1927年国共合作创办的。后者当时汇集了国共两党的重要人物，也走出了多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牺牲的英烈，对革命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为革命付出了重大牺牲，时有“文有上大，武有黄埔”之誉。

同一个校名，同一种精神。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回顾上海大学尤其是上大社会学人的精神，对于今天赓续红色传统，为创建中国社会学派作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本土社会学的发祥地

社会学起于英美，经日本传到中国。1903年严复的《群学》出版，是译英国斯宾塞的书。尽管社会影响很大，也有社会起源、社会进化、社会改革的意向，但毕竟不是著作。20世纪初社会学进入中国课堂，但全是由外国传教士在开课，他们所讲的课本丝毫不联系中国实际，连中国色彩也没有。

1922年创办的上海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建立的大学，校长为国民党人于右任，共产党人邓中夏任总务长。这所大学虽然身处里弄之中，但是却群英荟萃。其中，社会学系是最为有名的，被认为是中国本土社会学的发祥地。国共合作时期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前后有四任系主任：李汉俊（任命而未到任）、瞿秋白、施存统和李季。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上大社会学人的精神。我简要归纳了一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艰苦奋斗的精神。四位系主任的出身多是有书香而无金钱的家庭。李汉俊的父亲是教书先生，生活并不宽裕，李汉俊东渡日本求学是靠哥哥和朋友资助的。瞿秋白是书香门第，少年时曾因生活贫困而辍学，靠典当度日，靠叔父和大舅资助。瞿秋白当年想考北大，只因付不起学费、膳费，才去报考不收学费的俄语专修馆。他在上大当系主任时，家中连把椅子都没有。施存统世代务农，也是靠大舅父资助上学。李季是地主，但系小地主，而且还主动把土地分给农民。

不仅老师没什么钱，学生也大多是贫苦人出身。有些穷苦学生的生活费是靠老师个人资助的，还有些学生是半工半读的旁听生。但是不论怎么贫困，师生个个有雄心壮志。李汉俊之所以东渡日本求学，主要目的是“要成为有用之才，以便有朝一日为国家民族扬眉吐气而出力”。 李季学外语，“抱着先学好一门外国语，再学好‘治国平天下’之道的宏愿”。李季在求学时就用文言文翻译了当时的名教授辜鸿铭的英文文章，遂成全校的新闻人物。他刻苦钻研社会学，同窗契友戏谑他“把凳子都坐矮了”。国内的书刊满足不了他的求知欲，他就到处找英语原著。瞿秋白在1923年8月2日的《民国日报》发表了《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一文，强调“切实社会科学的研究及形成新文艺的传统……亦就是‘上海大学’所以当有的理由”。他表示，要把上大建成“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一句话，他们都能从“孔方兄”的小孔中跳出来，都具有“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志。

二是专心治学的精神。百年上大没有大楼，却有年纪不大的大师。李汉俊有7个笔名，在7家报刊发文章。1922年1月他连续发表治乱文章，找出乱源，提出治乱之道以及乱而后治的归宿：“中国的混乱又要中国进化到社会主义才能终止。” 瞿秋白的课堂教学很有吸引力，其学生、著名作家丁玲曾回忆说：“最好的教员是瞿秋白。”他首译了《国际歌》，红军的军歌《赤旗歌》也是他写的。瞿秋白十分关注农民问题，大家都读过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但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序是瞿秋白在1927年4月11日为毛泽东写的。1923年秋，施存统来到上大社会学系任教，1924年任社会学系系主任。后来他以书呆子自居，写出《资本论大纲》《社会意识学大纲》《社会进化论》等20余种书。李季1920年译著《社会主义史》，由蔡元培作序。22万字的《社会主义史》，李季仅仅用了三个月不到的时间就翻译出。毛泽东曾说，此书是他“得到关于阶级斗争启蒙的三本书之一”。1927年李季辞职回家养猪、种田，两个月译20万字，包括马克思的《价值价格与利润》等三本。新中国成立后，他又翻译了《马恩通信集》。名师出高徒，专心治学的精神也在学生中得到很好传承，后来有好几位在1949年后成为高校校长。

三是传播马列主义，为党的创建“立功”的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思想传播十分重要。上述四位系主任都办过作为共产党号角的刊物，瞿秋白还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份日报《热血日报》的主编。在中国是先有共产主义小组再有共产党的。中共“一大”召开前一年，1920年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还起草了党的纲领。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成立，陈独秀为书记，后李汉俊任代理书记。李季知道陈独秀在筹建共产党时，立即辞掉在山东的工作，去参加筹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师沈泽民，1921年5月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50名党员之一。李汉俊不仅在上海积极建党，还帮助其他地方组建共产党组织。董必武曾回忆说：“1920年，李汉俊这个从日本归国的学生，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在上海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到武汉来同我商量，我决定参加，并负责筹组党的湖北支部。” 1921年春，李汉俊与陈独秀筹办中共“一大”，会前参与起草党纲。“一大”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寓所召开。开会时陌生人进来，大家只好转移离开，李汉俊留下善后。当法租界巡捕房巡警来搜查时，李用法语从容应对，化险为夷。

四是创新精神。上述社会学人，个个都是“思想冲破牢笼”的勇士。我在这里仅以瞿秋白为例。瞿秋白第一次结婚后不久，妻子患病，他坐在妻子的病床边，一边服侍妻子，一边写出了《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和《社会科学概论》。这三本书是真正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著作，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学的起跑线”。尤其是其中的《现代社会学》一书，阐明了社会学的中立性、综合性和实用性特征，主张将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社会学最高层次的研究方法，强调社会变迁，堪称是中国马列主义社会学第一本教科书。社会学家叶南客、韩海浪早在1999年就著文指出，“瞿秋白是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

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有机理论调整社会结构

前人为我们树立了典范，需要我们传承的方面有很多。对当今的社会学人来讲，重要的是从中国当前的社会现实出发，有的放矢地进行研究，创建中国本土的、可以跟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相媲美、相较量的社会学派，我称之为“中国社会学派”。那么，如何创建中国社会学派呢？我在这里提几个观点。

创建中国社会学派的第一要义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有机理论调整社会结构。我们常常强调稳定是必要的。何谓稳定？稳定就是稳定社会体系中各要素、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的模式，包括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和社会生活之间的合理架构，简而言之就是要稳定社会结构。稳则有序，稳中求进，合理的社会结构越稳定越好。

可是，社会是流动的，既有农民进城这类的水平流动，又有农民的儿子当部长这般的垂直流动。流动是好事，同时也要看到社会流动会引发社会结构的变化。因此，为了稳定要认真调整社会结构。用什么调整？用社会有机理论。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应该选择哪一种社会有机理论？社会有机理论最早产生于古希腊，后来，康德、黑格尔、圣西门及其秘书孔德把“有机”概念搬进了社会，阐述了生物有机体与社会有机体的关系，堪称引进阶段。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一系列著作中，进一步阐明了社会要素之间的依存性、变动性和整体性，阐明了以人的发展为主体，从而把社会有机论提升到科学阶段。因此，我们要用马克思的社会有机论来调整社会结构。我们当前提出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对社会有机论的正确运用，脱贫攻坚的进展就是运用社会有机论的成果。今后应当在扶贫、养老、社保、医疗等方面继续坚持“社会以人为本，人以社会为本”的“互本论”，实现稳中求进、进中求稳，变“稳”字当头为“进”字当头。“稳”字当头是静态平衡，“进”字当头是动态平衡，要在前进中不断建立新的平衡。

用社会化理论提升中国人的社会化水平

创建中国社会学派的第二要义是用社会化理论提升中国人的社会化水平。人应当是社会人，可是人生下来时与动物没多大区别，甚至在蹦蹦跳跳方面还不如牛马。人要从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需要一个过程。社会学把这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早期社会化（青少年期）、继续社会化（中老年）和再社会化。社会化的实质是社会文化的内化。而人的这个内化是具有优越条件的，因为人类具有超越本能的能力，有语言的能力，有较强的学习能力。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人可以通过语言文字传达信息、沟通思想、学习社会知识和掌握社会规范，从而达到社会化的目的。

内化离不开外部社会环境，离不开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群体和大众传播工具。从目前情况看，为了融入社会，家长不要把疼爱变成溺爱。家庭应侧重于教育子女从小就懂得自力更生，热爱劳动，力戒坐享其成。中国的每一个孩子都要懂得啃老是可耻的。“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学校应侧重于帮助学生树立远大理想，不要只让学生成为“知道分子”，更要注重让“知识分子”四个字中的“识”字闪闪发光，即强调识道、识悟。社会群体关乎人的社会化的三个阶段。“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同‘无限好的夕阳’。”为了把“日出”“日中”“夕阳”一以贯之，系统化，要注重发挥社团的作用，把千人拥有的社团数量列入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社团自身也要争气，不要变味，不要营利化，努力把社团办成“不是学校的学校”。传媒是“无冕王”，媒体有助于开阔人们的视野，让其看到自己难以亲历、亲见的社会知识与社会规范。媒体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要起促进作用。上述四条途径共同推动人们形成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标准，形成催人奋进的行为规范，从而让我们的社会井然有序。

用社会学之“矢”去射“社会问题”之“的”

创建中国社会学派的第三要义是用社会学之“矢”去射“社会问题”之“的”。纵观人类文明史，不论是什么朝代，不论是多么文明的国家都有阴暗面，区别无非是大小或者性质有所不同而已。社会学把这个“阴暗面”称为“社会问题”，并把研究“社会问题”，找出治疗“社会问题”的药方，列为社会学的一个重要领域。社会问题是具有破坏性的，它破坏社会的正常活动，影响多数人的共同生活，阻碍社会的协调发展和进步。学界绝不能坐视不理，听之任之，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

但是，社会学不同于法学，不可能把任何案例都抓在自己手里一一处理。社会学研究的社会问题的特征应当是具有普遍性的。中国社会学人要有“千里眼”，不仅要看到普遍性，还要能够看到社会问题往往是由多种因素引发的，是具有复合性的；要看到同一类社会问题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区会像新冠病毒那样是具有变异性的，进而阐明社会问题发生、发展的周期性和规律性。

“凡事预则立”，社会学要在社会问题初现端倪时，预见到潜伏性社会问题的未来走向，尽最大可能把社会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降低社会问题的强度和烈度，从而减弱对社会的危害。

社会学的社会预测分狭义和广义两种。较多的是广义，依据经验估计、逻辑推理，对未来的发展大胆地作出预期、预见、预感和展望，进一步做出动态的预测模型。比如就业问题。由于劳动力与生产资料比例失调，会造成失业，又由于从业人员中冗员过多，而待业人员素质不高，这都会诱发社会动荡。尽管中国的失业率同外国相比并不高，但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依然应当将失业问题视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又如老龄化问题。发达国家普遍出现人口老龄化问题，这就提醒社会学人要考虑如何调整出生率问题，如何调整生产、流动、分配、消费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投资方向、社会保障以及福利、救济等问题。有些西方国家用引进外国青年移民来解决老龄化问题，似也值得推敲：引进大量移民之后，如何迈过文化差异这道难关？这就涉及文化失调问题。人各有志，价值观念不同，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有差异，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有差异，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有差异，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有时也稍有不同，这都容易带来文化的脱节、中断和冲突，成为不安定因素。这就要求中国的社会学人着力阐述文化融合理论。

用科学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了解、说明、阐释和预测

创建中国社会学派的第四要义是用社会学的科学方法对各类社会现象进行了解、说明、阐释和预测。社会学在有些地方被称为“捣蛋的科学”。为什么？因为社会学界公布的数据常常与官方公布的数据不一样。这就涉及所用的统计方法科不科学的问题。打个比方，如果有十个老太在一起，你去调查，问她们：“你们的儿媳妇好不好？”她们十个人都回答说“好”。于是你就说“100%的老太认为儿媳好”。应该说这不是造谣，因为是有根有据的，但其实是货真价实的虚假。如果你换一种方式再去问：“儿媳妇给你烧过饭吗？”有一两位老太不回答，或者摇摇头。那么，对刚才的“100%”就要打折扣。如果你再问一下：“儿媳妇给你洗过衣服吗？”又有一两位老太不回答，或者摇摇头。那么，对那个“100%”又要进一步打折扣。我用这个通俗的例子是想说明方法论的重要性。

社会学的方法论有唯理论，还有经验论，在思维方法上有演绎法，还有归纳法。中国学界公认的是采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社会研究最基本的方法。在社会调查研究中，既要全面又要深入。具体说来，既要定量研究，又要定性研究；既要横剖研究，又要纵贯研究；既要个案研究，又要比较研究；既要有解释性研究，又要有探索研究；既用参与法，也用观察法，不一而足。上述方法各有各的准确性，同时也要认识到各有各的局限性，因此，上海提出“大调研”，提倡采用多种方法研究，提倡信息互补、思维共振，从而收到精准的数据。这样的“大调研”，才称得上全面深入。那种“捡到篮子里就是菜”的做法是忽悠，是敷衍，是懒政、懒学，害己害人又害国。在调研中不能只满足于“看到”，更要做到“看透”“看穿”，透过现象抓到本质，立足当下看未来。

我曾说过，社会学大门口的对联应当是：“追求发财莫进来，要想当官走别路。”百年前，富有创新精神的上大社会学人为我们开路。今天的中国社会学人要快马加鞭冲在前，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上接天线，下接地气，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立新功！

【思想者小传】

邓伟志 上海大学终身教授，曾任上海市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中国妇女理论研究会副会长、全国年鉴研究中心秘书长。主要研究领域：家庭社会学、文化社会学、政治社会学。著有《生活的觉醒》《家庭的明天》《伪科学批判记》等20余部著作。出版《邓伟志文集（6卷本）》《邓伟志全集（25卷本）》。（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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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编：王珍

文字编辑：王珍题图来源：邵竞 制图 图片来源：IC photo图片编辑：邵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