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25日星期六下午，由上海大学社会学院主办的檐下言社会——韦伯读书会系列活动第一期，在社会学院214会议室顺利开展。本次读书会邀请到社会学院讲师、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杨勇老师与同学们共同讨论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科学作为天职》一书，了解韦伯对于科学职业之外部条件的基本判断，把握韦伯对于科研工作之内在伦理的核心关切，并在此基础上锻炼社会学式的研究思维和分析视角。

首先，杨老师从社会学家韦伯个人、术学之道以及回应时代问题的角度说明了选择《科学作为天职》为与谈书目的缘由。其次介绍了与谈书目的三个版本，读书会分三次进行，在文本线索梳理的基础上将内容进行划分，读书会形式多样，气氛轻松活跃。

杨老师对第一次所要阅读的文本进行了导读和内容的分析，介绍了韦伯此次演讲的历史背景，这次演讲作于1917年的德国慕尼黑，那时德国刚刚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韦伯认为，一战的失败大大削弱了德国与德意志文明的国力和政治影响力。在当时，很多人把德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对立起来，认为德国有着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文明和精神世界，而韦伯却认为，德国的危机，本质上也是整个西方世界的危机，德国精神文明的衰落，同样意味着其他西方国家的精神文明的衰落。

在当时的慕尼黑，大学并非是象牙塔式的、远离意识形态争斗的世外桃源，而是充满了各种不同声音的对抗，当时的德国青年有着一种高度浪漫主义的和平主义的倾向，他们期望通过放弃所有军事力量的方式来达到和平，韦伯是坚决反对这种观点的。韦伯把这种基于基督教福音的和平主义看作信念伦理的典型代表，他认为真正的政治家应该从这种信念伦理过渡到责任伦理，而《科学作为天职》实际上就是对这种不成熟的浪漫主义所作出的回应。

韦伯对比了美国和德国的状况，说明若没有财力，在德国投身学术生涯的风险是极大的，缺乏物质保障的。而德国大学体制在一般而言的科学领域都在向着美国体制的方向发展。医学或自然科学的大型研究机构成了“国家资本主义”的企业，靠资金运营，于是导致了资本主义式的“工人”和“生产资料”分离。这在技术上有好处，但“精神”上与德国传统有鸿沟。大学生涯特有问题的是，编外讲师或研究助理能否升任正教授或做到研究机构的首脑，几乎纯属运气，而才华的作用要小很多。在当时，德国大学和美国大学的教育理念有着很大的差异。德国大学的传统是追求高度具有教化理想的文化精神，而美国大学则追求具有经营能力的专业教育。韦伯预言，德国的大学体制在一般而言的科学领域，都在向着美国大学的体制发展。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预言，因为在当时，欧洲学者普遍认为美国大学是没有深厚传统和历史底蕴的，因此很难取得什么成就。韦伯却认为，德国大学正如同人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一样，都在趋向美国化。在此基础上，分析现阶段的中国学术思想，新旧编制问题的探讨等。

从学术事业的外在、内在条件两部分出发，分析学术是如何职业化，以及现阶段职业化的生存环境。首先其外部条件受“专业化”的时代被改造，韦伯以资本主义下官僚化、集中化的企业和员工比喻高校运行和学者的处境。学术事业的内在条件也在改变，学术成为事务性劳动。学术生活仅从外部条件来说是“一场疯狂赌博”，不确定性太大，得承受得了徒劳无功的事实，而内在的挑战时来自科学研究的“专业化、专业性”，全身心的投入，乃至痴迷、狂热。

针对学术事业的内外部条件的判断，同学们展开讨论，大家的交流氛围愉快轻松，从书中的理论知识讨论到自己做学术过程遇到的困难，不仅有学术上的交流，也会涉及中国人情社会、机遇与努力等。一个人是否有科学上的灵感，取决于我们所未知的命运，也取决与“天赋”，因而同学们围绕科学作为天职面临的挑战是想法/灵感会不会来？这一问题畅所欲言，分享了自身灵感的来源以及如何记录，但不论想法会不会来，自己都会心无旁骛做自己的事业，不走神、不走样，完成自己的学术过程，对于灵感需要做到“不要麻木，不要轻浮”

杨老师指出，韦伯认为科学应该不只是职业，更要成为天职，获得完整的学者人格，然而这种人格需要特殊的灵感与激情，尤其是人文社科更需要内在体验和感悟。此次檐下言读书会的讨论，以韦伯对于“科学”的看法为媒介，联结了师生在不同角度下对“做学问”的认识，帮助同学们在社会学院感受到从事学术研究的热情，期待下一期读书会上，同学们能与老师碰撞出更多的思想火花！（李鸿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