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21日下午，第六期檐下言社会——韦伯读书会在社会学院的214会议室顺利开展。本期读书会有幸邀请到华东政法大学的程威老师来梳理《以政治为业》的整体结构，带领同学们继续共同阅读和讨论《以政治为业》的最后一部分。随后再由本院的杨勇老师来进行点评、总结和补充。

读书会伊始，程威老师从自己多年阅读韦伯的经验出发，带领大家整体性地回顾《以政治为业》的写作线索。在程老师看来，我们首先应该把韦伯的这篇演讲放置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中来进行理解。这篇演讲发表的背景是德国革命，当时的传统帝国政治已经彻底解体，新的政治结构正在全面形成，整个德国的未来政治方向处在扑朔迷离之中。韦伯发表这篇演讲的第一个目的是要让当时处在迷茫状态之中的德国年轻人清醒地认识到现代政治世界的复杂构成。韦伯指出，现代政治必然发生在现代国家之中，而社会学视野下的现代国家是一个形式性的组织构建，它建立在一定的领土范围之内，通过垄断合法性的暴力来维持权力的理性化经营。韦伯认为，要理解现代政治的理性经营，便需要整体性地把握现代国家的形成历史及其结构性特征。这是《以政治为业》第一部分的写作逻辑。

但韦伯的国家社会学并非抽象的理论概括，现代国家之中包含了诸多行动主体，只有充分把握了现代官僚制、现代政党以及现代民主制的运作逻辑，我们才来较为完整地理解韦伯国家社会学的实质意涵。所以《以政治为业》的第二部分其实是高度凝练的文本，它是韦伯内容丰富的“支配社会学”的浓缩版，是韦伯一生有关比较政治制度的研究总结。在此一部分中，韦伯不仅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为我们呈现了现代官僚制、现代政党和现代民主的历史起源，而且还深入讨论了这些政治结构中的行动者——也就是人——的精神气质和行动逻辑。韦伯指出，正是随着上述三种结构性力量的全面形成，现代政治世界才变得越来越理性化，越来越需要经营和算计。这同时也意味着，无论是对于德国整体的政治走向还是对于任何一个进入到现代政治世界中的行动者而言，合理处理好上述这些结构性力量，是完成政治行动、走向和谐政治的前提所在。韦伯在第二部分的结尾处为德国的未来政治设计出了一个领袖民主制的政治方案，其根本用意就在于借助一个具有卡里斯玛特质的政治领袖来协调和制衡现代政治的诸行动主体。

不过，韦伯虽然支持经由全民选举出来的、能够同时驾驭官僚和政党机器的卡里斯玛政治领袖，但他并未一个希特勒的支持者。要讲清楚其中的关键区别，就需要认真阅读《以政治为业》的最后一部分。这同时也是本篇演讲最动人的部分，韦伯在此转向了政治家的内在人格与行动伦理，回到人本身来讨论政治问题。而要弄清楚现代政治行动的伦理性如何实现，关键点就在于理解政治行动的悲剧性。

在这一部分中，韦伯首先指出一个政治行动者要成为合格的政治家，要满足三个德性要求。首先是热情，即献身于政治的激情与迷狂感——与齐美尔所说的纯粹狂欢不同，对政治的热情是一种实践性的冲动。其次是责任感，最后是判断力。一个政治家要兼有三者是困难的，他不能是空有激情的玩票者，也不能是冷静客观的官僚，而是要将这两种人格形态同时汇入到同一个行动者身上，完成责任感的塑造。接着，韦伯进一步指出从事政治必须克服虚荣。虚荣是人性的普遍弱点，对于政治行动来说尤其危险，因为它会使人丢失责任感，或是变成沉醉于“伟大事业”的虚荣政客，或是变成以权谋私的权力政治家。真正以政治为志业的政治家必须充分意识到政治行动的悲剧性，也就是政治行动的结果与其原初的意图十之八九是相背离的。在此，程老师特别指出，这种悲剧性不仅存在于政治行动中，人类的一切行动本质上都有悲剧性。

要进一步理解政治行动的悲剧性，就涉及到政治与道德的关系问题。韦伯指出，无论是将所有政治都视为道德问题，还是认为政治是非道德的，都过于简单浅薄。任何一个从事政治的行动者都应该警惕片面的道德优越感、自鸣正义的道德口号以及虚伪的意识形态口号。政治世界中要求的行动伦理，在根本上不同于道德世界和宗教世界中要求的行动伦理。介入到政治世界中的行动者不可能成为一个纯粹的宗教信徒，完全不顾行动的后果而只追求自己内心信念的纯粹性。韦伯正是在这个区分出来了两种行动伦理，一种是心志伦理，一种是责任伦理。前者的行动逻辑是只在乎行动的目的和最终价值，而不考虑具体的行动手段和行动后果；后者的行动逻辑是充分意识到要达到行动目的所需的行动手段，预期到未来行动的后果并愿意对之负责。在韦伯看到，在政治世界中秉持心志伦理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它会演变成“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政治悲剧，好心办坏事，用最美好的意图推动事情往最糟糕的方向发展。心志伦理之所以在政治世界中行不通，是因为它忽视、遗忘或者低估了政治的权力基础。权力的本质是杀人致死的暴力，这意味着政治行动本身始终关乎人命，如果一种行动者没能充分意识到权力的危险性，不考虑行动的结构，那么就会形成恶劣的政治悲剧。

韦伯指出，在马基雅维利之后，西方政治文明就摆脱了基督教伦理的严格束缚，基于权力而形成政治世界获得自主性。新教改革为现代国家的建立奠定了伦理基础。但随着现代国家的全面形成以及国家内部诸多结构性力量的理性化，新教伦理逐渐被官僚伦理和政党伦理所取代，国家变成了一个外在性和形式性的存在。就像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结尾处所描绘的那样，我们当前面临的是一个没有伦理内核的国家铁笼。在此情形下，韦伯认为再次让国家、让政治世界获得伦理内涵的使命落到了卡里斯玛政治领袖的身上。作者一个政治行动者，卡里斯玛领袖一方面要应对不断结构化、制度化和理性化的诸多政治力量，不仅要给追随者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回报，还要善于驾驭官僚机构和政党，处理自身与民主大众的关系。另一方面，卡里斯玛领袖必须时刻反观内心，检讨自身是否拥有基本的政治德性，是否坚守最初的政治信念，并通过实践行动将这些价值信念实现出来，以应对政治世界的例行化、庸俗化和机械化。

程老师讲解完《以政治为业》的全面内容后，杨勇老师进行了点评。杨老师再次强调，本次读书会的主题是“伦理行动的悲剧性”，所以重点在于理解有伦理内涵的政治行动为何具有悲剧性。韦伯的提倡的志业政治家之所以不同于虚荣政治家和权力政治家，首先就是因为志业政治家内在拥有道德信念，拥有崇高的政治理想。但是光有理想、光有纯粹的价值信念是不够的，韦伯所说政治行动的悲剧性，首先指的是行动目的与行动手段之间的断裂，说白就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理想无法在现实中实现，这是悲剧的第一重意涵。悲剧的第二重意涵体现在心志伦理与责任伦理的张力中，这背后实质的意涵是指权力作为理性化的手段，具有颠覆拥有权力的行动者本身的危险。正是在这里，韦伯再次提及了他在《以学术为业》说过的人格形象：浮士德。韦伯认为，一个真正的志业政治家要像浮士德一样，在理想与现实、目的与手段之间寻求统一，在与魔鬼签订契约的同时仍旧保持着自己的初心。政治行动者必须全面理解和应对现实行动层面的诸多复杂条件，并运用自己的伦理、心智和人格来驾驭这些条件，以实现真正具有伦理意涵的生命行动。韦伯最终强调，一个成熟的人应该同时具备心志伦理和责任伦理，既坚守自身的价值理想又能灵活应对周遭复杂的时代处境，并不断通过具有生命力的行动来型塑自身的人格形态和生命气质。

杨老师最后指出，韦伯这里的政治行动应当做广义的理解，也就是通过韦伯对于政治行动的讨论来思考我们的日常行动和生存处境。韦伯认为任何成功的伟大行动都需要坚持不懈的激情和冷静的判断力来推动，行动者充分意识到自身的行动后果，并在持续的行动中凸显生命的力量。一个人可以不是政治领袖，不是伟人和英雄，但他或在日常生活中都需要韦伯这里所说的行动伦理和行动勇气。韦伯对于政治问题的讨论最终又回到了人格塑造和日常生活中。韦伯通过《以政治为业》来鼓舞现时代的年轻人，要始终保持一颗坚韧的心，应对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庸俗与机械，在行动中坚守内在的使命与召唤，完成人格修养和精神修炼。

随后，参会的同学们对两位老师的发言和文本内容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内容涉及到中国当前基层治理的日常观察、历史上相关政治人物的评价以及韦伯所说的责任伦理的复杂讨论。本期活动的最后，韦伯读书会的组织者李鸿于进行了总结发言。她对参与读书会的老师和同学表达了感谢，希望大家以后继续关注檐下言社会的后续活动，并最终宣布韦伯读书会系列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