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3月10日，5版社会学

作者：马丹丹 李媛媛

为共同推动“中国人类学重建四十年”这一议题进程，进一步为增强学科共同体的凝聚力提供新的经验遵循和价值观照，由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和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所主办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类学重建四十年研讨会议”在沪举行，来自云南大学、中山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者与会。

学术史研究提供发展底蕴

学术史的书写内容广泛、形式多样。如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庄孔韶发表了他对学术史写作的见解。区别于依赖公共事件、学会、会议的学科史撰写路径，他进一步提出思想史的脉络，也就是学术史理路。他表示希望以恰切的方式诠释人类学的整体观，也就是在研究过程当中自然而然地走向“综观”。过往的学术发展脉络也是历史书写的一部分，对这一阶段的回顾不仅包括对于宏大历史的梳理，也包括学派建设与人才建设。

重建四十年的历史是承前启后的阶段，是中国人类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斯坦福大学葛希芝对中国人类学40年在农村知识生产领域中所取得的成绩予以了肯定。她强调，在研究文化重要性的同时，也应赋予环境观察、生态、城市规划等实际的物理变化对“他者”之实际意义。性别的视角亦不可或缺，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院沈海梅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女性人类学重建四十年”为题，提出要关注社会性别意识、行为、角色，以及各种社会性别现象背后社会文化的建构体系。

愈发壮大的学科队伍，相继涌现出的优秀学者是中国人类学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广西民族大学徐杰舜概括了人类学重建四十年中形成的老中青三代学术梯队，他认为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新生代，即1965年及其后的人类学家是中国人类学的希望。对待学派问题，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王建民表示要谨慎，他的报告《中国人类学学派争议的辨析》表现出保守稳健而不乏自我改良的学科史进取态度。他指出，需要用细致的田野调查去回答学派涉及历史传统和时代需求的复杂现实，并使用学术对话来维护学科的开放性和学科边界弥合的可能性。

积极应对人类学发展问题

在看到学科所获得的成就时，同样要承认，当今的中国人类学在一些地方还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学者们也提出了与之相应的对策。上海大学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所张亦农提出，中国人类学面临着两个分离困境：第一，作为发源于西方的学科人类学本身年龄不长，在本土化后的“中国”作为一个田野还是一种方法有很大的讨论空间；第二，人类学专业划分自身面临着中国本土内部的争议，在国内已有一定研究基础并值得继续深入。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张海洋在《简体汉字圈学科史叙事的主位客位与信度效度几点考察》的报告中，探讨了学科史研究当中存在的内卷化问题，他提出要在内卷化的趋势中扩大学科史观念的格局，具体有两点：一、打破内卷化的学科分布不均衡，需要后现代转型的意识，它保持了边缘对中心的抵抗、对差异意识的保存；二、更多地重视原始社会史。张海洋在致辞中提出“两个加强”：学科史的地位需要加强；“姻亲”“他者”两个概念需要加强。

学科边界与体用之争是中国人类学一直面临的两大问题，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张先清在《重提四分支——人类学的学科定位与张力》的报告中，讨论了人类学四大分支在厦门大学人类学系的曲折命运。他强调多年以来人类学界区隔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但人类学内部应该更加注重沟通与包容，以处理好四分支的关系。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黄剑波在《体用之间的中国人类学》的报告中，通过探讨体用间的张力关系，涉及中国人类学特殊性与一般性关系的张力、学术性与应用性的张力、经验性与理论性的张力，并指出其间存在的互惠可能，他认为“体”和“用”应该是一个整体，需要具有包容彼此的善意。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陈学礼在题为《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当前境况》的报告中，分析了目前影视人类学中存在的软弱性，对民族志影片流于场面化、表面化的通病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和剖析，并进一步提出他的“可能性”实践路径。

田野回访是中国人类学起飞的重要标志，它意味着人类学者需要将当下的田野调查纳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功能结构主义的理论视野之中，从而引发一连串的理论发酵效应。“中国人类学需要‘照镜子’式的革命”，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何国强认为围绕着学科体系发展这根主线应该照五次镜子，其核心要义是人类学对异文化的追求不能丢，借鉴不同研究领域包括国外同行的成果愈发必要。

在实践中发展人类学

伴随西方人类学从落地到生根的理论本土化进程，中国学者日益介入国际学术对话中。上海大学社会学院马丹丹以《中国人类学重建早期的起飞之路》为题，梳理了中国人类学学科的发展脉络和成长轨迹，并对本土化提出了新解。在深入“本土化”的同时，也要拥有“去本土化”的视域——这意味着在探索的道路上要对知识盲点不断触碰，以及同行意识的不断借鉴与激发。

问题和对策都要在实践中解决与发掘，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现象，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周大鸣认为以“强国、强学、强人”为重要旨趣的人类学学科在当前中国的快速发展中任重而道远。湖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陈沛照在《中国人类学学科地位的困惑与反思》的报告中指出人类学和民族学“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提出要将学科发展与时代精神联系在一起。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潘天舒结合20多年在都市不同语境的田野研究实例，分享了其在上海进行的具有前瞻性、公共性和植根性人类学学科发展工作的经验与教训。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石奕龙在《李亦园先生、乔健先生与惠东人研究》报告中，对《崇武大岞村调查》进行了回顾性评价，提出了惠东人中值得研究的民俗文化现象和可持续研究的学术问题。

作为展示空间的博物馆同样需要人类学的在场，上海大学文学院潘守永论述了中国博物馆人类学的现状、问题和可作为之处。他指出当前博物馆的造馆繁荣当中没有人类学的身影，而且中国尚没有表达多元身份认同的“博物馆人类学”。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帆在《地方社会的世界性——民族、遗产和博物馆》的报告中倡议，希望能够用一个世界性的概念，重新统摄广义的文明交换方式，并讨论人和物或者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上海博物馆张经纬从叙事学的角度对华南学派的文本进行了初步分析，通过提出“华南研究的困境”，来作为对科大卫“告别华南研究”的回应，他提出不仅不要告别，而且要经由实践不断深入华南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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