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勋，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帕克赛分校社会学系终身教授，系主任

小时候曾一度希望成为一个历史学家。因此我非常喜爱阅读各种回忆文章，既欣赏那些名垂青史大人物的彪炳业绩，也关注那些平头百姓小人物的琐亊杂谈。岁月荏苒，光阴似箭，一转眼我们也已进入中老年，开始应邀写起回忆文章了。

非常高兴接受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张文宏院长的盛情邀请，为纪念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原复旦大学分校社会学系）建系40周年写篇文章。这40年来，我走南闯北，从上海大学到南开大学，从国内到国外，无论到那里，都始终难以忘怀在系里学习和生活短短两年里的点点滴滴。应张院长的邀请记录下我对母校社会学系的一点回忆，也算是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当然更是借这个机会感谢母校的培养，感谢各位健在和已故的老师，并祝福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四十不惑，更上层楼！

前尘往事

43年前的1977年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领导下拨乱反正,重新开始恢复高等院校的入学考试。我虽然在1977年的第一次入学考试中过关，但却因为体检未过关而被挡在了大学校门之外。1978年全国统考文理科数学统一考试，由于我的数学成绩差把总分拉低了很多，结果高考成绩很不理想，只考了321.8分，刚刚超过一般大学的录取分数线（那年一般大学录取分数线是320分，重点大学录取分数线是340分），最后被复旦大学分校（1983年后复旦大学分校与由华东师范大学分校、上海科学技术大学分部、上海机院分院、上海外国语学院分院等校合并组建成为上海大学）政治系录取。

我从1979年2月入学到1981年2月离校赴南开大学学习，前后整整两年。在学校学习的两年里，与其它同学一样，我先是主修政治学。1980年秋季后由于院系调整，原来的政治系分成了政法系（含法律系和政治经济学专业）和社会学系两个系，我和其它27位同学选择了社会学专业。加上我们的辅导员胡申生老师，我们这些人被戏称为新“二十八个半”。

说起选择社会学专业，尽管当时我初步了解到了社会学是研究现实社会及其问题的学科，但就我个人而言应该说是没有明确的专业认知和目标的。首先，社会学1979年在国内刚刚恢复，社会学的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今后毕业去向别说我们学生不知道，想必当初建系时的老师们也是不甚了了。其次，相比之下我当时更有兴趣的是学法律或是经济学，这主要是因为我的外公外婆都是1932年厦门大学的毕业生，一个学法律一个学金融。从小耳濡目染，所以我对这两个专业自然更有兴趣。正因如此，在校期间几位同学和我共同组织了《资本论》学习小组，定期讨论学习心得，思考中国社会经济的现状，探讨中国改革的未来。后来，这个小组又扩大成为一个学术名称为普乐思乐的学术团体。这个名字是取了哲学、法律、社会学和经济学头一个英文字母，以代表团体不同成员的研究兴趣和知识背景。

至于为什么后来还是选了社会学专业，这里面既有我个人的考虑，也有一些老师和同学的影响。首先是我意识到我的数学基础太差恐怕不适合学经济学，特别是那时刚刚开始从国外引进的计量经济学。其次，一位我在大学期间非常敬重的老大哥以他父亲的亲身经历告诉我当时中国法律制度的困境，让我产生了学习法律的动摇，说来也是一个遗憾。再则，当时社会学刚刚恢复，大学师资奇缺，而当时对我们这些悻悻学子而言留校任教也是一个极好的出路。还在我左思右想的时候，我被告知全系160人里只剩下我一个没选专业了，懵懂之下匆忙地做出了一个人生的选择。后来在学习“有限理性”理论时我感触颇深，不过这都已经是后话了。

转学半年后，1981年春季，我由社会学系和学校两级领导审核推荐选送到南开大学社会班专业学习。南开社会学班专业班是由教育部举办的第一个全国性的社会学本科生班，齐聚了全国18所重点院校选送的42名学生。授课老师除了第一届全国社会学讲习班的成员如杨心衡、沈关宝、刘豪兴、周运清等，还由教育部特别聘请了不少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来任教，如彼得·布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社会学理论、林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讲社会学方法、李哲夫（美国天主教大学）讲社会统计、阿列克斯·英克尔斯（美国斯坦福大学）讲人的现代化、彼得·伯格（美国波士顿大学）讲组织社会学等。这个班的同学现在大都已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的顶梁柱，其中一些人如宋林飞、王思斌、李友梅、孙立平、蔡禾、折晓叶和彭华民等成了国内社会学的领军人物，而周雪光、边燕杰、郭申阳、宗力、江山河、阮丹青和任馨等则成了国际知名学者。

一年之后的1982年春季，我和林征宇同学(另一位由我校选送去南开学习的学生)经过教育部特批，跳级提前参加并顺利考取南开大学社会学研究生。1982年至1984年我师从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学习，继续费先生在三十年开始的江村调查，并在费先生的亲自指导下以其中的家庭问题作为我硕士论文的题目。1984年我顺利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这样我又成了1949年后中国的第一批社会学的硕士生。

1984年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任教并兼系教学秘书，除正常的教学科研外，我还协助系主任负责教学工作和全系学生的论文写作和答辩指导工作。其间，我分别赴广州中山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学院进修学习。

1986年我考入由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本尼分校和南开大学共同举办的社会学髙级班开始不脱产的在职博士课程学习。该班原计划在国内学习三年后出国，一年后的1987年我作为该班第一个学生通过考试后提前赴美学习。

1989年后，我转到美国康乃狄克大学学习，先后获取了第二个社会学硕士学位及博士学位。1994年至今我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帕克赛分校社会学系任教，先后任助理教授，副教授，正教授，并于2000年获终身教职。其间我还受聘于淸华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武汉理工大学，西安电子电信大学等国内重点大学作为客座教授开设博士、硕士研究生课程和本科生课程。2001年我当选为香港浸会大学的冠名大学研究员（Dorthy Lam University Fellow）。

心怀感激

过去的四十年里，虽然因为自感位卑回校访问讲学次数寥寥，但我内心对学校特别是我从那里走出去的社会学系是心怀感激的。

首先，我要感谢上海大学的前身复旦大学分校。如果不是复旦大学分校的扩招，我个人的前途很难预料，是复旦大学分校让我得到了接受梦寐以求的高等教育的机会。文革十年，虽然我们被剥夺了正常的学习机会，但是“我要读书”却从来没有从我的脑海里离开过。

其次，我要感谢学校当时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师资条件，当时大部分的任教老师基本都是复旦总校的老师，水平非常高。他们不仅才华横溢，学富五车,而且循循善诱，待人诚恳。下面的一串著名教授的名单，恐怕是会让我们的学弟学妹们羡慕不已的吧：

施岳群，经济学家，后任复旦大学副校长

王邦佐，政治学家，后任上海师范大学校长

洪远朋，资本论研究专家，后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张熏华，资本论研究专家，后任复旦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伍伯麟，经济学家后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漆琪生，资本论研究专家，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

除了我们从这些老师中学到了许多知识之外，我印象较深的有两件事。一件事是教授政治经济学余中英老师的考试。余先生是文革前复旦大学最年轻的讲师之一。学问自然是没得说。上起课来如了剥茧抽丝、层层入理、口偌悬河、滔滔不绝。但令人难忘的是经过一学年的课程，余先生的期终考试只出了一道题，要求我们把在一学年所学的知识串起来，其难度之高恐怕不亚于现在的硕士、博士资格考试。然而更让人称奇的是，这次考试居然没有考卷。考题是被余先生写在当时特别流的一个巴掌大的工作手册上，当堂写在黑板上的。另一件事让我记忆忧新的是庞树奇老师的社会学概论。在这门课上庞先生第一次给我们系统地讲授了什幺是社会学，为我们学习社会学提供了入门知识。

第三，由于当时建立政治系和社会学系的特定环境和条件，学校强调为学生开设多种课程，为培养复合型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这对我影响很深。在美国求学的这些年里，我一直有志于多学科、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这些年来，我在不同学科的国内和国际大会上宣读论文，包括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大众传播学和教育学。而我的文章也发表在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管理学(商学〉四个不同领域的杂志上。至于和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进行合作教学、研究、申请研究基金、撰写调査、研究报告那就更多了。迄今为止，我已经和政治系、经济系、管理学系(商学系)、人类学系、大众传播系、历史系和教育系的专家学者合作过。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我和美国“研发百家奖”(又称世界发明的奥斯卡奖,应用科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阿岗国家实验室的曾左韬博士（R&D100 Awards，http://www.rd100awards.com/）合写的关于全球暖化对中国水资源和农业影响的文章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学术会刊《科技导报》上发表并为《新华文摘》全文转摘。《科技导报》1980年由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博士倡议在美国创办，全世界发行，杨振宁博士、孟昭英院士、朱光亚院士先后任主编。现任社长、主编是中国科协副主席冯长根。《科技导报》以发表国内外科学和技术各学科专业原创性论文为主，同时刊登阶段性科研成果报告，报道国内外重大科技新闻，把努力办成中国的《SCIENCE》和《NATURE》作为奋斗目标。2018年我还应邀为著名的、世界上最早出版的医学杂志《英国医学期刊》评审相关论文。

第四，复旦分校社会学系建系伊始就强调应用社会学，这对我后来的研究兴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87年出国前我就发表了相关文章，介绍美国的应用社会学。受美国社会学学会会长麦克.布洛威的影响，最近几年我在国内多所大学开展关于应用社会学和公众社会学的演讲，呼吁回复社会学的根本，希望社会学能够经世致用，能真正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把脉诊断开方。1996年我在富布赖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了“美国企业的社会文化背景”专题讲习班。通过讲习班，我们不仅详细介绍了包括法律、管理理论、管理实践和人力资源管理等美国企业的社会文化背景，更重要的是我提出和传播了一个重要的社会学理念，即管理制度的建立离不开本土的文化。中国管理制度不能完全照搬美国的理论，而必须建立之中国文化的基础上。

2001年，在美国国务院资助下，我邀请了包括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部部长丁宁宁、体改委研究会秘书长石晓敏、时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培训就业司副司长，现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信长兴、清华大学校长助理、中国人民大学助理及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等在内的十二位与劳动就业相关的经济、就业、住房和医疗方面的政府官员和学者在美国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学习和考察，详细了解如何在市场经济下全方位的对待和解决失业和再就业的问题。特别是通过这个项目向国人介绍美国的“一站式”劳动就业中心，第一次系统介绍了国外“一站式”办公的理念。

第五，应用社会学的出发点和归属点是为社会服务。建系前我们就有不少同学就在袁缉辉老师的指导下开展服务社会的多项调查，例如张钟汝和有关同学参加的1979年开展的上海市南市区残疾人的调查等。1980年夏季，按袁老师的要求我和刘宁书、倪才龙等同学在我曾经工作过五年的当时还属于宝山县管的江湾镇做了一个关于结婚费用的调查。事后由我作为学生代表在学校校庆周年纪念兼第一届学术研讨会做了主题报告。为了这个报告，我们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通过我母亲的关系，我从上海图书馆地下室里搞来了孙本文先生在三十年代发表的《社会学概论》，用环境(大环境、中环境、小环境)和文化(大文化、中文化、小文化)的概念对江湾镇结婚费用的状况作了描述和解释。

受这个传统，特别是后来又受费老的影响，我试图积极参与社会生活。长期以来我和国内各大学进行交流，为研究生和本科生讲课和开设讲座，其中包括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四川大学、上海大学、兰州大学、武汉理工大学、西北大学、贵州大学、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新疆大学、重庆师范大学和江汉大学等，并在多所大学担任过客座教授或特聘教授。除担任过教育部长江学者海外评审专家外，从2005年起，过去15年里我一直担任中国国家自费留学生奖学金评委并多次担任芝加哥领区评委会主席。2002年10月，作为芝加哥地区华侨领袖和优秀留学人员代表我受到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亲切接见并合影。2009年4月我应国务委员刘延东特别邀请参加由15名华裔教授参加的在旧金山举行的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研讨会，共同探讨中国教育发展大计。2011年1月，我作为芝加哥地区华侨领袖和优秀留学人员代表受到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亲切接见并合影。

抚昔叹今

从1980年创建第一个社会学系以来，不仅是复旦大学分校（后与其他多所大学合并成为上海大学）的社会学系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们可以从师资配备、课程设置和学生培养三个方面来看看这四十年的变化。

师资队伍的变化

1980年创系时，当时的专业师资队伍实事求是地说是相当单薄的。我印象中我在校的时候只有庞树奇老师开过‘社会学概论“一课。当时的老师中，刘炳福老师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生，担任系副主任协助袁缉辉主任工作。袁华音老师是南开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由武汉大学调进复旦分校，当时在准备开设西方社会思想史。麦夷老师也是复旦大学的毕业生，当时在专门从事城市研究，计划开设城市社会学。为了弥补自身师资不足的问题，袁缉辉主任请了不少上海的知名学者到系里开课，其中包括华东师范大学桂世勋老师开设人口社会学、吴铎老师讲社会学原著、大百科全书的邓伟志老师开设家庭社会学等。

1984年我研究生毕业到系工作时师资队伍有了很大的发展。除了上述的几位老师外，系里又增添了不少老师。例如西北大学侯外庐先生的高足祝瑞开先生讲授中国思想史、周谷城先生的博士生顾晓鸣老师讲授西方社会学理论、沈关宝和仇立平老师讲授调查方法和统计、周振明老师讲授社会心理学。后来蜚声中外的中国性学研究专家刘达临老师那时也已经到系里工作，主要是参与《社会》杂志的编辑工作。

我到校后替代了顾晓鸣老师讲授西方社会学理论同时讲授调查方法并兼任系教务秘书负责全体毕业生的论文答辩工作。与我同时研究生毕业到校任教的林征宇讲授社会心理学。原来同班后留校工作的张钟汝除了担任班主任外，还负责讲授统计。另外同班同学留校的还有陆绯云，担任82级的班主任，郑晨同学留校在《社会》杂志工作。到此时为止，社会学系师资可以说是初具规模。

经过三十多年的共同努力，当年的社会学系已于2011年发展成了社会学院。根据目前学院网站提供的信息，“学院现有专任教师38名，其中东方学者1人，教育部新世纪人才计划1人，霍英东青年教师奖1人，上海市领军人才2人、浦江人才10人、曙光人才2人、晨光人才1人。另有特聘教授2人。在专任教师队伍中，50岁以上教师占17%，49-40岁的教师占40%，39-30岁的教师占30%，29岁以上教师占13%；教授比例为50%，副教授比例为16%，讲师比例为34%；具有博士以上学历的比例为93%；40%的教师毕业于美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香港等国家地区的著名学府”。毫不夸张地说现在社会学系是人才济济，英才倍出！

课程设置的变化

1980年创系之初时，由于缺乏师资和教材，困难重重，但在袁辑辉老师的主持下和系里老师们的共同努力下为学生们开设了“社会学概论“、”社会调查与统计“、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史“和“西方社会思想史”等社会学的基础课程。这与当时费孝通先生提出的社会学系要开好六门基本课程的要求是一致的。同时为了弥补当时核心课程的相对薄弱，系里四处求贤开设了如“人口社会学”、”欧美社会问题”和”苏联东欧社会问题”等课程。

四年之后的1984年，系里的课程已经逐渐走向成熟。根据81级孙嘉明同学回忆，我到校任教时的1984年时系里本科课程共34个学分，学分总数基本和美国不少学校的社会学专业课程要求差不多。从孙嘉明提供的资料看，这些课程中，除了写作、英语和时事政治等基础课外，基本可以分成几大类包括理论、方法、历史和分支社会学。

应该说这个课程安排虽然不尽人意，但在当时已经相当不容易了。我在南开读研究生时曾经协助南开社会学系在全国范围内招收南开第一批本科生。我印象中南开当时的课程与之相差无几，都是从头开始，步履艰难。

40年后再来看今天的课程设置，那显然是已经相当的丰富了，为学生提供了很多新的课程。根据网站资料，目前学院提供下列课程：

比较1984年和现在的课程表，我们可以看出几个有意思的变化。第一是社会学理论课程的深化。现在的理论课程分成古典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的社会学理论。这不仅反映了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创新，同时也为学生深入理解社会学理论及其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课堂和更新的素材。第二，方法论的课程有所增加，特别是增加了统计软件应用入门，定类定量的分析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及其应用入门。这些课程对提高学生的研究和分析能力大有脾益。第三，分支社会学得到了相当大的扩展，说明了社会学对社会生活认识的广度和科学性的不断增加。

学生的培养

任何一门新兴的学科除了需要课程设置和必要的师资外，学生的来源和培养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1980年创系时，先是从原来的政治系里在志愿选择的基础上转了28位学生，我是其中一位。应该说转到社会学系的同学都是基础扎实、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感非常强烈的学生，其中有不少学生领袖，例如梅明瑾是校学生会主席、林征宇是校学生会文体部副部长、姚翰忠是原政治系学生会主席、李亚宏是原政治系团总支书记、张钟汝是一班的班长等。这些同学于2013年1月毕业成了1949年后中国首批社会学毕业生。因为我系在全上海乃至全中国占了先机，所以当时工作分配非常顺利。我后来就读的南开大学1984年招收了第一批社会学的本科生，平均考分全校第一，反映了当时学生们对社会学的青睐，也间接反映了当时社会学毕业生就业前景的优势。

当时系里十分注意对学生的培养。正因如此我们班的同学在社会学不同学术领域里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例如我们班同学里张钟汝一直做老年研究，后来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任上海市老年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社会学会副秘书长、上海市婚姻家庭研究会副秘书长等领导职务。陆绯云同学先是留校后去香港中文大学获取博士学位，现任上海财经大学研究员。郑晨同学中山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担任家庭期刊集团社家庭研究中心主任，他还有多种兼职包括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理事，广东社会学学会副秘书长，广东家庭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等。陈川同学博士毕业后在同济大学任教授。赵善阳同学和我分别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在坦普尔大学和威士康辛大学帕克塞分校任社会学终生教授。

在社会实务界工作的同学也非常出色。国内的李根林、杨子春、徐亚丽、韩志峰和施海涛等大部分同学都担任了局级或处级领导。国外的狄菊馨同学获取博士后一直在纽约市从事老年研究工作。李亚宏同学在加拿大博士毕业后赴香港中国银行任职。梅明瑾同学在美国获法学博士，现已成为知名华人律师。

据上海大学网站的资料“自1983年1月培养出第一届本科毕业生以来，社会学院已经向社会各界输送各级各类高级专门人才3000余人。目前学院在校本科生约300人、硕士研究生约100人、博士研究生约60人、博士后研究人员约10人”。

结语

从1980年创系开始到今天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已经走过了40年的历程。回顾历史，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这个当年的新生儿已经成为一个壮年。从过去的四处借调的少数几位非社会学专业的老师到今天93%有博士学位的近40位专业教师；从过去的应急而匆忙开设的少数基本课程到现在相对成熟的课程体系；从过去的28名学生到后来的3000余名社会各界的各级各类高级专门人才，这40年是艰难但又辉煌的40年。值得纪念，值得庆贺！

虽然孔子说的“四十而不惑”是对个人而言的，但我觉得用在纪念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建系四十周年来说也是有着特殊意义的。首先，我们对在中国恢复重建社会学及社会学的学科地位不会再有当年的犹豫和困惑了。第二研究现实社会、关注社会变迁中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并在社会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各种社会治理方案的基本方针逐渐确定。第三，以社会服务为出发点和归属点、以应用社会学为导向、以“与时俱进”思想为指导，继续努力站在社会学发展的船头的战略思想不变。我愿以这三点“不惑”和各位老师同学们同享共进。

再次衷心祝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原复旦大学分校社会学系）建系4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