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院组织一些老人撰写回忆录，赵兄益民也邀我参与。没想到时光过得那么快，没等我有了做老人的准备，就有幸忝列其中。赵兄的邀约，也使我结结实实地明白，我确实老了。

据说回忆旧事是老人的“专利”，但是真的要我想起自1980年初进入原上海复旦大学分校后的青葱岁月发生的、能够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真的不是很多。或许我还没有完全进入老年状态，或许是因为我一直没心没肺，不太记事，或许是因为自己只想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对外面发生的纷繁复杂的事情，天然地筑起隔离的屏障，求得心静。

1980年初当我第一次踏进位于上海西江湾路上那个小院，即上海复旦大学分校时，给我的印象是，校园真小，比起现在的校园，那真的是“袖珍”。走进大门，一条水泥路直通礼堂，大约也就100米不到的样子，居中十字路，右侧是作为教学楼的三层楼房，大大小小的教室估计10个也不到，教学楼前有个小花园，但一半被劈为篮球场，每当放课，学生就在那里打球。左侧是比教学楼更简陋的办公楼，大概有两层半，各系的教研室、学院党政中枢都在那里。社会学系的办公室就在二楼，对门两间，加起来最多4、50平米，老师们的教研室活动都在那里。那个半层实际上是一个阁楼，上面有社会学系的资料室。每走上楼梯就会有咯吱咯吱的声响，那可是货真价实的木质楼梯。无论是在严寒的冬天还是在闷热的夏天，社会学系的老师都在那里查阅千方百计寻觅的社会学资料和著作。

办公楼窗外就是一个简陋的操场，没有正规的跑道，煤渣铺就的场地若一不小心摔了一跤，膝盖就会破了。学生上体育课就在那里，若要跑步只好在周边的马路上，好在那时车不多，也没发生什么意外。最“蔚为大观”的是，每当上午10点钟20分钟的课间休息时，各班级就在指导员的带领下在操场上做操。

说起西江湾路上的校园，也算是有点历史的，据说早年曾经是上海法政学院的旧址（百度上没这么说），建筑带有西洋特点，若放在现在也算是历史建筑了，好在那个礼堂还在。那时是学校的大会堂，全校大会都在那里召开，一两个星期还会放映电影。礼堂还是两层的，沙发椅子，是学院最“奢华”的建筑了。

无疑，那时老师的生活可以说是非常清苦，上世纪80年代，那是一个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的时代，教师收入很低，除了能维持基本的日常生活以外，买书钱都没有。有一年，经党委书记李庆云先生拍板决定动用图书馆经费给每位老师一定的购书费，但是买来的书一定要去图书馆盖章登记入册，“长借”给老师。至今家里还有一两本那时“长借”的书，追究起来，也算是挪用公物了，想起来不禁后怕。有一年的寒假，学校没年终奖可发，每个老师发两颗大白菜，作为过年的福利。即使有的话，也就十来块钱。

但是就是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老师们还是潜心学问。改革开放之初，袁辑辉教授和他的同事刘炳福教授等为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大声疾呼，东奔西走，奋笔疾书，正本清源，吹散了当时还笼罩在社会学上的“左”的阴霾。袁华音教授带领他的同事在条件简陋的教研室里潜心学习，解放思想，冲破禁区，争鸣学术；庞树奇教授北上京城取经，遍访专家学者，躲进闷热潮湿的小屋，在资料极其匮乏的条件下，写出了饱含历史洞见的社会学概论讲义，开设了社会学重建以来的第一门社会学概论课程；沈关宝教授带领年轻的学子激扬文字，指点江山；邓伟志教授在全国社会学蓬勃发展的年代里，在兄弟院校社会学系重重夹击的岁月里，喊出了要建立上海大学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心声。在那风云突变的年代里，刘达临教授冲破重重阻力和世俗偏见，自筹经费，开始了中国首次规模最大的两万例性文明调查，研究成果被誉为中国的“金西报告”，成为中国性社会学研究的第一人。

师生们在上海南市露香园路街道，上海长春街道等社区，穿行于小巷弄堂，对老年人、青年人、残障人进行认真仔细地调查，了解他们的苦难，向党和政府建言献策；青年学者追随费老，抛家离子，数年如一日，在条件艰苦的农村里长期坚持调查；在那没有计算机的岁月里，我们用最原始的方法，用算盘、划正字，进行统计分析，撰写了最早的定量研究报告。

30多年弹指一挥间，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深刻变化。虽然人们对现在国家状况多有非议，但从30多年的变化来说，能够走到今天还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那时，每星期一次的教研室活动非常活跃，老师们会经常慷慨激扬地进行讨论，争得脸红耳赤。对于什么是社会学，对于曾经一度中国社会学被取消的历史，有时会意见相左，但整个话语系统还是在马克思的语境下，用马克思的话语来批判马克思的话语，现在想来还是很有意思，这或许是中国社会学必然经历的幼稚时代。我想不仅我们学校是这样，即使在全国也可能大抵如此。

还有一件事，大概发生在“清除精神污染”那年。当时我们学校的学生是走读的，学校为了整顿学生中的不良风气，规范学生的行为，每天早晨，党委书记亲自在校门口检查学生的穿着打扮，凡是穿牛仔衣裤的，男生留长发的，女生戴首饰的，一律不得进校。校门口还有一位理发师，凡发现男生留长发的，当场理发。“谁家的孩子谁家抱”，一经发现有学生不符合要求，指导员就要做工作，有些桀骜不驯的学生索性就不来学校了，害的指导员还要上门做工作。好在风头一过也就趋于平静，这个也可算是社会学经常说的“运动式”治理吧。其实党委书记也是很开明的，思想甚至是比较解放的，因为在他的支持下，才有复旦分校在全国第一个建立社会学系。前几年，我见到已经离休的这位“38年”老干部，提起此事，他还说，“小仇，你怎么还说这件事，揭我的短啊。”可见这样一位老干部，30年过去了，思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当时，不仅在学校是这样，即使在社会上也如此。差不多也是那几年，我带学生到里弄去调查。那时在里弄做调查非常受欢迎，到居民家里，那些阿姨、外婆很热心，学生到居民家会倒茶请吃糖果点心，尤其是那些可爱的妹纸们。但是这些阿姨、外婆有很高的政治觉悟，火眼金睛，能够通过一个人的穿着打扮识别好人与坏人，或者至少能看出正经人或不正经人。有一天，我坐镇学校值班，监察整个调查。突然来了一个电话，我接起来一听，是居委会主任打来的，那个主任说，“你们今天有没有学生来我们里弄调查？”我说，“有啊。”主任说，“怎么不像大学生，会不会是冒充的？”我就叫被他们送到居委会的学生听电话，我一听就说是我们班级的学生。但是居委会主任仍然不相信，一定要我到居委会去。我只好去居委会了。到了那里，一看就是我班级的一位男生，穿着从日本带回来的牛仔服。了解下来，那些阿姨外婆还是非常有“智慧”。当时我这位男生进了这个居民家做调查时，阿姨一看这个学生打扮的有点“无腔”，看起来“油里油气”，就先稳住学生说，“你先在外面等一会，我出去买些东西。”说完，这位阿姨就直奔居委会，请来了居委会主任。接着就发生了上面所讲的故事。

这些旧闻轶事，现在看起来是很可笑的，但对我们这代人来说，非常理解曾经走过的路。或许我们对现在还有很多不满意，但是若与曾经发生的事情相比较，社会已经大大进步了。虽然我们都希望社会的发展能更快一些、更好一些，但欲速则不达，跨越式发展的结果总会要求回补曾经跨越的那个阶段。社会的发展，不会按照“顶层设计”朝着所谓的既定目标前进，因为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

原载《上海大学文学院回忆录》（1978-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