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上大社会学学科恢复重建40周年，从我博士毕业到上海大学社会学学科，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也整整18年了。沈艺和义圣两位书记从上半年开始就不断提醒我一定要为系庆写一点东西，我虽然一直答应着，但是却一直不知道该如何动笔。对于唯一一个已经工作了18年的单位，好像有蛮多故事可以写的，可是对于还不到耳顺之年的自己，好像还没有养成回忆的习惯，真要动起笔，还真的不知道说些啥。在过去的这些年中，因为大部分时间是与学生混在一起的，除了上课之外，就是与学生一起开读书会，一起做调查，一起讨论论文，还有坚持了几年的午餐会，也经常和他们一起吃吃饭，喝喝酒，吹吹牛，因此就零碎地记一记与这些“上大娃”们在一起度过的那些也许有趣，也许有些“不堪”的片段和时光吧。

（一）

“又臭又长”的读书会

在北大读书的六年，在西门外社会学人类学所二层小楼的会议室里面，跟着自己的导师刘世定老师参加了6年读书会，感觉收获蛮大。自己到上大工作之后，也依葫芦画瓢，在2003年有了自己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之后，上大小刘门的读书会就开张了。因为当时我名下只有两个学生，因此参加读书会的大部分都是他们同届其他导师的学生，那个时候好像系里也没有其他这种类型的读书会，于是一帮孩子们就跟着我一起玩了起来。一开始是读书，后来有同学写毕业论文，开题和预答辩之前也要拿到读书会来讲一讲，因为不想因为讨论论文耽误读书，就把论文讨论放在读书之后，于是读书会的时间就被越拉越长，并且读书会很重要的感觉是想到哪，说到哪，一直讨论到没啥说为止。记得一开始读书会在A612的上海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后来转移到B417的上海社会学E-研究院，当时上大最后一节课下课是晚上8:35，下课之后，负责看守教学楼的大爷就开始逐门检查、赶人，到9点左右，赶的差不多了，就开始要关楼门了，一般不会超过9:30。我们读书会一般晚上6:30开始，到9:30，也就刚刚把书讲完，讨论可能连一半还没有完成，老大爷就来敲门赶人了，那个感觉很不爽。于是乎当时学生们协助我做的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如何做通看门大爷的工作，允许我们晚走一会。开始是死皮赖脸，软磨硬泡，后来是对老大爷实行小恩小惠，直到最后一个情商特别高的同学做通了老大爷的工作，私下让我们偷偷配了一把底楼后门的钥匙，这个问题才最终得以解决。

记得那个时候社会学刚刚拿到博士点，每年分春秋两季招生，在读的博士生特别多，尤其是跨专业读社会学的同学特别多，所以每到春季学期，要来读书会上讨论论文的同学也特别多，每次的读书会都要搞的很晚，尤其是没有了看门大爷的限制之后。经常因此回家很晚，搞得太太意见很大，于是就有了一个“又臭又长”的美名。

后来搬到了B106，又转到东区社会学院新大楼的308，关门的威胁没有了，“又臭又长”的传统却一直保持了下来，并且一直坚持到了现在。包括自己去美国访问的那几年，课停了，读书会好像也没有完全断过。后来学院开读书会的老师也多了，记得最高峰的时候，学院每周有十五六个读书会在运行，比学院给研究生们开的课都多好几倍，成为社会学院人才培养最重要的平台之一，并且据说有几个读书会比我这个读书会开的“还臭还长”。尤其是某些还没有成家的老师，经常会把读书会开到凌晨一两点钟，简直比我过分多了。

（二）

韭菜要一茬一茬的长

人才的培养要靠机缘巧合，有时候一批特别喜欢做事情的好孩子碰在一起，往往就能撞出非常绚丽的火花。在北大社会学系老师心中，李猛老师那一批是经常被老师们提到的一届学生，也是我们后面几届学生学习的榜样，按照孙立平老师的说法，他们这帮孩子一入学就不安分，就下定决心要造老师的反，读老师看不懂的书，最后成就了一大批非常优秀的学者。在我到上大的这些年里，冯猛和梁波那一批也是比较有味道的一届学生。当时他们很多都在参加我的读书会，但是过了不久，我就发现他们好像觉得参加我的读书会还不够过瘾，自己又偷偷摸摸搞了一个，并且他们准备他们自己的读书会，准备的比参加我的读书会还要认真，参加的积极性还要高。后来他们还自己组织了学术研讨会，创办了上大社会学研究生自己的杂志《泮溪学步》，搞得热火朝天。记得有一年暑假，天气特别热，这些孩子们在参加完调研之后，大部分都没有回家，宿舍里面还没有安装空调，一帮同学就自作主张，偷偷在E-研究院会议室里面打起了地铺，白天学习加讨论，晚上直接席地而睡，竟然坚持了一个假期。

当这批学生毕业的时候，有2个同学选择了出国深造，有6个同学选择了继续读博士，还有几个同学虽然因为各种原因选择了直接就业，但是被老师们一致认为都是读博士的好材料。后来，出国读书的张陈建，已经成了英国巴斯大学的教授，其他读博士的几个同学，现在也都已经成长为各个大学的青年骨干，后来去企业的那几个同学，以徐晶、杜洪芳为代表，在商场也搞的风生水起，做的非常不错，还有4个同学，毕业之后几年又选择了回炉。在我的印象中，这批学生中读博士，目前在社会学教学和科研战线上工作的，好像是比例最高的。

（三）

最重要的是要让学生学会自己玩

除了冯猛和梁波这届，后来还有几届学生，出人也比较多，给老师们印象也比较深刻，但是比较下来，让老师印象比较深的那几届学生，真的不是这些学生素质有多么特别的出色。最重要的是，这批孩子们自己能够玩起来，能够形成某种要干成一件事的氛围，然后大家一起花功夫做了，于是一批优秀的人才就出来了。

在我自己上学期间，属于那种既没有特长，又对各种活动都不是很积极，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学生社团，在学校几乎没有存在感的学生。但是工作之后，却因缘际会，竟然成了学生工作的热心参与者，指导学生创办了好几个社团。我记得最早的是陈伟和梁海祥他们一群学生创办的群学社和蓝丝带。2006年冬季学期开始，当时的上大文学院推行本科生导师制，陈伟和海祥是我指导的最早一批本科生。2008年，陈伟他们一帮学生创办群学社的时候，记得耿敬老师说过，这已经是上大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的第三个群学社了。现在回想当时耿老师说这句话的语气，一个是“群学社”这个名字太社会学了，学生们成立社团，竟然一想就是这个名字；二是学生们也太没有创意了，竟然又起了这么大路的一个名字；三是鉴于历史上的经验，估计这个社团也活不长久。不过还好，这个我来上海大学之后，社会学学生创办的第一个社团，一成立就发起并参与了上海高校大学生社科论坛，并依靠社团的力量主办了一届，社团活动不但搞的风生水起，而且还一直坚持到了现在。海祥发起的蓝丝带公益联盟，以公益服务为主导方向，在北姚湾服务流动儿童，去江村举办暑期学校，搞的也是热火朝天。在这两个社团一年一年的更新运作中，一代代优秀的学生被培养起来。目前，陈伟在结束香港科技大学博士后研究工作后，回到上大社院成为年轻教师，数据科学与都市社会研究中心的新生力量。海祥也从南京大学毕业，成为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的青年骨干。后来社会学独立建院之后，学生们在其他老师的指导下，又先后成立了行知社、三重檐社。前者为社会学院培养了一批在社工领域的实干家，后者在肖导的带领下，不但培养了一群对社会学理论感兴趣的孩子，而且还为社会学院培养了一批可以说相声、演话剧、做海报的文艺青年。

2014年，当时刚刚进入大二的金冀安同学打算要创办一个新的学生社团“长三角发展研究会”，联合长三角地区社会学机构的同学一起做一些事情，也让我做他们的指导老师。我虽然不是很看好，但是却欣然接受了。我记得北京片区每年都要搞一次京津冀社会学学术圈的团拜会，已经搞了很多年，我到上海工作之后，周晓虹教授也和李友梅教授商量过多次要把长三角社会学的学术机构联系起来，定期搞一搞活动。但是由于各个方面的原因，一直没有搞起来，我对小孩子能否做成这个事情也不是很看好。但是这帮小孩子们却初生牛犊不怕虎，当年就把复旦、上海财大、上师大、华东师大、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安徽大学等七八所学校的同学组织了起来，不但搞了年度论坛，还组织了暑期联合调研，后来还创办了长三角社会学知识竞赛，搞的极为热闹，以至于那几年感觉几家学术机构同学们之间的互动和交流比老师们都多了。作为一个非常具有开拓精神的孩子，金冀安毕业后去美国读书，后来到国际组织机构任职，在过去的几年，足迹几乎跑遍了非洲的每一个国家。

2015年，我开始做长三角流动儿童教育工作。2019年，我在老师和朋友的支持下，成立经济社会学与跨国企业研究中心，开始研究中国企业走出去。去年年底，我让冀安到中心做了一个讲座，突然感觉到，我这个指导老师，过去几年，竟然是一直在跟着学生的屁股走路和做事情啊。

（四）

一起做做调查真的很重要

在社会学的人才培养中，参与社会调查往往是很重要的。这对于学生来讲，获得的可能不仅仅是学术上的专业训练，更重要的对社会的感悟和体验，以及与同学们一起并肩战斗的人生体验。社会上有句俗话，说起哥们关系好，有“一起扛过枪，一起下过乡”的说法。对于社会学的同学们来说，“有没有一起做过田野”可能是检验同学关系是否亲密的一个重要指标。无论是上大学，还是读研究生，同学们之间是否有过一起参与社会调查的经历，感觉可能会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到上海大学工作的最初几年，因为与宁波社科院的合作，我几乎每年暑假都会带着一批孩子去宁波做调研，这里包括我自己指导的研究生，也包括学院很多其他老师指导的学生。后来协助北大进行CFPS2008上海调查，更是几乎把上大社会学大部分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都动员了起来。有时候是十几个人，有时候是几十个人，衣食住行全部在一起。一起下企业、下社区，采访社会上的各色人等，应对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挑战和质疑，偶尔也会与学生一起在深夜跑到类似宁波外滩这样的地方喝一点小酒，吹吹牛。十几天下来，不但同学与同学之间，而且老师和学生之间，也都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对于后面这条，年轻时自信能够做到，现在能否做到，估计只能让学生们来判断了）。

记得上研究生的时候，几乎每个暑假都在田野中跑，六年的硕士和博士读书经历，几乎跑遍了京哈-京广线以东的每个省份（很遗憾没有机会去中国中西部地区）。作为社会学的学生，可能除了读书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参加调查了。有时候与同学们说笑话，如果没有参加过调查，作为社会学的学生，您的人生都是不完整的。

（五）

要有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初到上大，感觉上大的学生与北大的学生很不一样，但是有什么不一样，却说不太清楚。最初指导了几届学生，人都很聪明，做事情也非常认真，任务安排下去，各个方面也都做得非常好，但是总感觉缺了点什么。后来才慢慢感觉到，是上大社会学的学生太务实了，这可能与整个上海大学，甚至整个上海市的文化有关系，我们大部分学生都非常务实，不太关心与自己学习、工作和生活无关的事情。这从大部分学生的个人发展来讲，应该是一个好事，但是从一个学院和一个学科来讲，尤其是对于一个位居全国四个国家重点学科之一的上大社会学学科来讲，如果所有的学生都这么一个状态，仅仅想着找一个好工作，可能就有点不够了。因此有时候特别希望在我们的学生中多一些敢于“痴心妄想”，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记得有一年给我们学生做研究生推免资格的面试，好几个学生都明确说，如果拿到了推免资格，他们就上，拿不到就算了。对于花功夫去准备考研，尤其是花功夫去准备其他学校的研究生考试，实在太不划算了。那天给大二的同学上课，我就发了一个牢骚，说这帮孩子们太没有出息了，一届一百多人，竟然就没有几个真正因为对学问感兴趣而选择继续读研究生的人，甚至愿意花点功夫，并且有信心考出去的学生都没几个（那个时候直研全部在本校，三年才有一个指标外推到其他高校）。一年后，我再次上这门课的时候，发现一个原来上过我这门课的孩子又来听我的课，并且坐在第一排，听课很认真，但是他的桌上却放了一本动物学方面的书。后来这个孩子告诉我，去年我课上的那句牢骚，让他非常触动，从那天起，他就下定决定，不但一定要考出去，而且要报考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所的冰芯与全球气候变化专业研究生。作为一个社会学的本科生，一个文科的学生，竟然要考中科院的硕士研究生，搞错没有！我当时的直觉是有点不靠谱，出于对学生的负责，我想要把这个孩子拉回来。但是当与这个孩子做了深入沟通之后，我选择了支持。一个孩子有了梦想，已经认真准备了一年多的时间，并且已经找到了感觉，作为老师，我没有理由不支持。后来这个孩子参加了研究生考试，并且在当年参加报考中科院这个专业的学生中，考了总分第一名 ，但是遗憾的是，在面试的时候，他被刷了下来。再后来，这个孩子又参加了两次考试，也没有能够被中科院录取（在此，我一方面对中科院这个所的专业要求表示一下敬畏之心，同时也对这个所相关老师的心胸和眼光表示一下我的不屑！）。

目前，这个孩子在老家一家公司做文员，过着平静的生活，很少与老师和同学联系。几个月前，我通过其他同学联系了这位同学，加了他微信，他给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刘老师，您好！不敢联系您！”说实在的，看到孩子这句话，我眼泪差点掉下来。说实在的，作为老师，我觉得有些对不起这个孩子，或许有一天，我有缘见到孩子的父母，我会给他们深深的三鞠躬，表示我的歉意。但是对于当时孩子的这个选择，包括我对这个孩子的支持，我并不感到后悔，并且我对孩子说：就凭当年的勇气，您就是上大社院最好的学生！在此，我希望再加两个字，您”永远“是上大社院最好的学生！并在这里记下这个孩子的名字：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2006级本科生张颖！

（六）

有好学生很重要，但是把学生培养的“更好”更重要

过去的几年，我在学院主管研究生工作，花了很多精力，也做了一些事情，就是想如何给上大社会学学科招到几个好学生，也让上海大学社会学的学生与上海大学社会学学科一样，与北大、人大、南大、清华、复旦等社会学A类学科培养的学生一样优秀，与这些学校的社会学学科一样得到学生家长们的喜爱和肯定。但是说实在的，要做到这一点真的很难很难。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上大社会学的老师们齐心协力，砥砺前行，为上大社会学燃起了点点烛光，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社会学学子的目光。但是，985、211、双一流、部属院校与地方高校，中国高校内部的一个个等级体系像一道道无形的幕布，横亘在我们与学生之间，我们与学生家长之间，让无数优秀学子忍痛割爱，弃梦前行。

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上海大学社会学学科与复旦和清华排在4-6名，并列为三个A-学科之一，在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科声誉四个二级指标当中，只有人才培养这个指标位列全国第7名，在A-学科名次之外。作为自嘲，也是玩笑，我们说，虽然人才培养这个指标的得分有点低，但是有一点我们还是不错的：在人才培养的三个指标中，培养质量我们排第7，生源质量我们排第12，毕业生质量我们排第9。虽然我们总的指标排名不咋地，但是我们是用排名第7的培养质量，把排名第12的生源培养成了排名第9的毕业生，应该很有成就感才是。虽然是笑话，更是无奈的自嘲，但是这确实也是我们作为一个老师的信念和职责，能够遇到最好的学生固然理想，但是，把不是最好的学生培养成最好，把最好的学生培养的更好，不正是每个老师最应该做的事情吗？

在这个世界上，考试成绩高，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学生，但是最好的学生，一定是心里有梦想，肩上有担当，做人有气节的学生。好学生未必全部会成为社会的精英，但是在好学生的心中，一定怀揣着一个永不熄灭的“精英梦”！作为上大社会学的一个老师，真的希望我们有这个梦想的孩子越来越多，也给我们老师一个机会，让我们培养几个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作者简介：

刘玉照，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上海大学经济社会学与跨国企业研究中心主任。曾任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副主任、社会学院党总支书记、副院长。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3项，在《社会学研究》、《社会》等期刊上先后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荣获教育部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学校青年教师奖二等奖，入选上海市“曙光人才计划”、“浦江人才计划”。现为中国社会学会理事、上海社会学会秘书长、上海市人口办决策咨询专家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