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院党委书记沈艺老师邀我为纪念社会学系建系40周年写点东西，当时很高兴地答应了，之后却有些踌躇，一方面是“身在此山中”，一方面是经历太丰富，一时间竟不知如何下笔。想来想去，还是回归初心，感恩母系，就重点说说上海大学社会学学科对自己求学、发展的栽培之情吧。

2001年，我从山东大学哲社学院社会学系考入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读研。现在回想，这真是自己人生道路上的关键一步，但当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会一直在上大求学、留校并工作至今，成为所谓的“新上海人”和“老上大人”。选择上大的原因之一是前两年逐渐形成的山大学子进上大读研的传统，在我之前已经有两三届学长考入上大社会学系，几位师兄师姐在自己备考、复试和之后的学习过程中都给予了很多帮助。另一个原因则有些“任性”，自己的目标学校本来有两个，或者北大，或者上大，但因为本科同学中已经有四位确定要考北大，为避免过度竞争，自己也就选了上大。

以学校论，从山大到上大，在当时似乎有点“自降身价”，以至于考研前后，自己经常面对别人“你为什么这样选择”的灵魂之问。除了以上原因，自己最经常的回答是，因为上大社会学很好。其实那时对上大社会学的了解也很有限，但知道她是大陆恢复重建的第一个社会学系，也知道邓伟志、沈关宝、李友梅等名师。对当时的自己来说，这已经足够了。

还记得考研时的参考书目第一本就是庞树奇、范明林老师主编的《普通社会学理论》。那本书厚薄适中，自己反反复复读了多遍，对其中提出的社会学“行为—关系—制度”的逻辑框架印象深刻，也感受到了上大老师们敢于标新立异的理论创新精神。另一本是风笑天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这本书的内容简明、流畅，很受我后来的硕士生导师仇立平老师的推崇。当然，仇老师自己也是研究方法大家，他之后出版的《社会研究方法》一书也已经成为社会学方法类书籍的经典。

也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坐火车，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后来到上大参加复试的情景。时在春夏之交，正是不冷不热的宜人天气。上午参加面试，二十多个学生挤在A楼609会议室门外的走廊上，自己心里多少还是有些忐忑，因为之前系里一直声称是差额面试。轮到自己的时候，推门进去，看到了两男一女三位面试官，后来知道他们就是沈关宝、张钟汝、翁定军三位老师。沈老师居中首问，两位老师辅问，既有理论和方法方面的专业问题，也有拉家常式的轻松交流。自己答得最差的大概是用英文解释何为civil society，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即使现在经过了更多年的社会学熏陶，仍然自感沉重，只能说一言难尽。面试后依旧惴惴不安，直到主管文学院招生工作的贺斌老师宣布所有人全部录取的时候，才算放下心来，并欣喜地意识到，自己真的成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一员了。

大概是面试结束后的第二天，系里恰巧组织了一场费孝通先生的讲座，自己自然是要去旁听的。就在等电梯的时候，恰好遇到李友梅老师搀扶着走路颤颤巍巍的费老过来，自己和其他几个年轻学子竟以同乘电梯的方式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大名如雷贯耳的费孝通先生，激动之情可想而知。费老那天所讲的内容已如云烟，只记得他滔滔不绝讲了许多，口音有些难懂，但老人那种满腹期盼、急切表达的心情依然令人难忘。似乎也是在那天，作为费老得意门生的李友梅老师向他介绍了入职不久的张江华、董国礼等老师，而张老师对于“差序格局”的理解也很有深度，现在想来，竟颇有一种后继有人的仪式感。

三年的读研生活充实而愉快，而最值得感激的毫无疑问是系里治学有道、严谨又和蔼的一大批老师们。仇立平老师似乎对于山大学生情有独钟，在开学后的第一次师生见面会上就将我招入麾下，从此开启了三年正式并延续至今的师生情分。读研时的自己性格拘谨，不善言辞，仇老师则一度以严谨、严厉闻名于学生界，自己每次跑到A楼六楼他的办公室见导师时，都免不了有些紧张。但印象里，仇老师从没有对我说过一句严厉或责备的话，每次都是和风细雨地交流，点拨思路、鼓励尝试，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仇老师的方法课操作性很强，文献综述、研究设计、调查问卷、质性访谈、网络分析，都要求大家实践操作，因而成为交小作业最多的课程。仇老师的调查课题很多，作为学生，我们都跟着走街串巷、开展调查、录入问卷、统计分析、撰写报告，当时积累的调查经验受益至今。在仇老师的推荐和指导下，我参与了有关中国社会调查史的书稿内容撰写，第一次作为副主编出版著作，而基于暑期走访调研的田野笔记也在《社会》杂志上发表。研二暑假，自己准备骑车回家，兼作调研，因为怕家里人担心和反对，就只告诉了导师和文学院分管研究生的鲁娜老师。出发前的某天傍晚，仇老师请我在餐厅吃饭，各种叮咛嘱咐，其情其景仍历历在目。

除了导师，系里的其他老师也令人难忘。入学后的第一门课由范明林老师主讲，范老师待学生极为亲切和蔼，在课堂上对学生或许不着边际的发言非常宽容，是师者仁心的典型代表。沈关宝老师和蔼时循循善诱，激昂时语气铿锵，很有士人遗风。章友德老师视野开阔，极为健谈，他的城市社会学课堂时常令我们耳目一新。低调、平实的陈友放老师讲授SPSS操作，尽管话语不多，却终究使我们掌握了第一种统计软件。刘玉照老师刚入职不久，尽管没有给我们上过课，但他从北大复印来的一大堆国外社会学期刊对我们写毕业论文帮助很大。还有风趣幽默的董国礼老师，他的课堂有时会转战到美术学院的咖啡厅，课后的聚餐、聊天更是普遍，他是最能与学生打成一片的一位。

正是在我们读研期间，上大社会学学科在突飞猛进地发展，2001年获批上海市第一家社会学博士点，随后又成立了上海唯一的高校社会学E研究院。尤其是E研究院，在李友梅、刘玉照等老师的主持下，打破地域、单位边界，凝聚了国内外一批最优秀的社会学家，到上大讲学、授课以至指导学生，有力促进了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孙立平老师给我们开设了十周的《转型社会学》课程，张静老师则讲授《中国研究》，老师们提供了诸多经典国内外文献，读文献、讲文献、评文献的过程，使我们真切体会到研究脉络的传承、学术观点的碰撞和学术创新的点滴积累。此外，还有诸多知名的社会学家来上大做报告，部分学者并且在上大兼职指导博士研究生，这为自己之后略显独特的博士生涯提供了条件。

硕士阶段的学习告一段落，但自己与上大社会学的缘分并未结束。阴差阳错，机缘巧合，受益于当时社会学的兼职导师制度，自己有幸师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培林老师攻读博士学位，同时作为上大学生又在美丽的校园度过了三年。读博期间，除了导师的宽容、关爱、点拨、指导，上大社会学系的多位老师一如既往地给予自己诸多教益。李友梅老师讲授组织社会学，并让我参加她所主持的研究课题，在浦东陆家嘴街道的社区、组织开展调研，既促成了自己博士论文的选题和田野点的选择，也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自己对于城市基层社区的持续关注热情和研究旨趣。张文宏老师讲授研究方法，为学生们提供了一整套定量研究规范流程的训练。沈关宝老师讲授社会学理论，从古典到当代，尤其侧重后现代社会思想。张江华老师讲授高级统计，印象最深的反而是他令人着迷的口音，课余他也经常和学生们踢踢球、聊聊天，给予各种学业内外的指导。像硕士阶段一样，当我有什么问题或困惑需要请教的时候，仇立平老师一直都在。还有刘玉照老师的会议发言安排、肖瑛老师的论坛点评交流，以及其他老师的随意讨论建议，都使自己受益良多。当自己也做了多年教师之后，今天回想，诸位老师对学生们的关照、帮助或许是不分彼此、一视同仁的，主要是提携后进的自然之举，每个同学应该都有许多师恩难忘的故事。但作为个体的自己，的确在当时蒙受并感受到了上大社会学系更多的支持和善意，这种共同体式的温情令人没齿难忘。

三年博士生涯一晃而过，毕业后自己有幸留校工作至今，从懵懂青年逐渐变成了年届不惑的中年大叔。2001年至今的十九年间，自己耳闻目睹、亲身感受到了上大社会学学科的快速发展，自身不仅受益于这种发展，同时也积极参与其中。十九年来，社会学系的规模持续壮大，学科体系不断完善，一批批优秀人才成长起来，2011年由系转院，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作为上海大学第一个文科博士点，社会学学科有力推动了学校多数文科专业的发展；作为国内屈指可数的顶尖社会学学科之一，社会学院在海内外的声誉日隆，《社会》杂志的学术取向之路愈益巩固，智库建设卓有成效，所培养的数以千计的优秀本科生、研究生分散在各行各业，为国家和社会做出了杰出贡献。

欣喜之余，抚今追昔，更加怀念在上大读书时期社会学系那种积极有为、蓬勃向上、团结奋进的氛围，更加感激自上大求学以来给予自己学识、信念、支持和帮助的各位老师。世事沧桑，当年给我们授课的老师们多数已退休，有的已经辞世，但更多的60后、70后、80后以至90后教师们早已经支撑起社会学院的天空，这片天空也因为源源不断的新人加入而更加绚丽多彩。值此建系40周年之际，愿以同龄人的身份，衷心祝愿学院的所有老师健康、如意，祝愿上海大学社会学院不忧不惑、再创辉煌！

金桥，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本科毕业于山东大学社会学系，2001年至2007年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硕士、博士学位，2007年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讲授课程包括《社区分析》、《权力现象分析》、《社会治理研究》等，主要研究领域为社区研究、组织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在《社会学研究》等杂志发表论文多篇，出版专著《基层权力运作的逻辑》，参与多部著作撰写，主持国家哲社、上海哲社及省部级决策咨询项目多项，2014年被评为上海大学优秀青年教师，2019年指导学生荣获“挑战杯”全国比赛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