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金校长，各位同事、同仁、同学，各位来宾，下午好！
在今天这个集会上，我很荣幸能代表社会学学科的师生发言。上海大学社会学学科曾经创造了两个全国第一：1979年恢复社会学之后成立了第一个社会学系，创办了全国第一本社会学专业期刊《社会》。余生也晚，2005年底才加盟上海大学，未能目睹这个学科诞生之初的筚路蓝缕，但躬逢其最蓬勃发展的十年。在这十年里，我从《社会》杂志的作者变成了《社会》杂志的办刊人，从一名社会学的新进博士变社会学学科团队的重要成员。可以说，我在为上海大学社会学学科添砖加瓦的同时，这个学科成了也在改变着我，改变着我的学术志趣和研究方向，并给我一个在其他任何学校和学科都难以拥有的自我展示、为中国社会学发展尽绵薄之力的平台。因此，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对李友梅老师以及上海大学社会学学科团队的其他所有成员真诚地说一声"谢谢"。在上海大学社会学学科中，我主要参与到三个团队之中：作为《社会》杂志的执行主编，参与到杂志编辑部与编委会的团队之中；作为社会学的研究者，参与到社会学院的学术共同体中；作为社会学院的教师，参与到社会学院的师生共同体中。今天，我谈谈我参与这三个团队的四点体会，与大家共勉。
第一，"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这是孟子说的话，意思是说君子最大的德行就是同大家一道行善。《社会》杂志近年来取得了一些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跟李友梅主编的领导和全力支持分不开，跟期刊社秦钠社长殚精竭虑的努力分不开，跟编辑部全体员工默默无闻的耕耘分不开。除了这显性的成绩，我们这几年还加强了制度建设，建立并严格操作网络投审稿制度、同行评议制度、工作编委制度、编辑回避制度。这些制度的建立，不仅要牺牲包括主编在内的编辑部成员的利益，而且要牺牲社会学学科老师的部分利益，因为这些制度关闭了关系稿的渠道，也明确规定编辑部成员不得在这本刊物发文。我们为中国社会学搭建了一个很高的平台，自己却不能在这个平台上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这在中国人看来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但这些制度都被编辑部同仁接受并很好地践行。我们的工作编委会是由社会学院10位年轻老师组成的，虽然编委会对稿件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但编委会成员不能公开身份，也不能谋取私利。为什么？以我个人的处境为例大家就可以明白其中的道理。这个制度是我主导建立的，我若凭借执行主编的大权徇私舞弊，首先要顾及我在工作编委成员心中的形象，其次要顾及工作编委们会不会因此而放弃与我的合作，最后要顾及工作编委们会不会因此而放肆追求私利，如果这样，这个编委会就垮了，这本杂志也就毁了。所以，我只能努力捆住自己的手脚。三年来，工作编委会运作顺利，不仅对于刊物质量的提高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而且围绕稿件展开的讨论开拓了编委们的学术视野，提升了其学术水平。由此可见，个人并非天生就是高尚的，但只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仁的相互提醒、监督和鞭策，就至少会变得不小人。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的意思。这也是制度的力量。好的制度就是以这种方式来促进个人和社会的文明化的。
第二，"君子之交淡若水"。这句话出自《庄子·山木》。我国的圈子文化非常兴盛，古今如此，于今为甚。圈子与现代文明是背道而驰的。知识分子不能没有学术共同体，但一定要反对圈子化。在社会学院，我们有自己的学术共同体，一群或年轻或年长的学者，基于相似的学术兴趣、对学生的热爱、对学科发展前景的共同期待而走在一起，共同举办学术论坛，组成导师组指导学生，组织读书会，偶然一起喝茶聊天甚至结伴出游。共同体的成员会自觉地区分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避免把非学术的、私人的东西放入到共同体中。这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共同体，不是圈子，不是江湖，而有孔子所向往的"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风于舞雩，咏而归"的味道。只有这种至简至纯的交往方式，才能形塑集体认同感，促进学术进步，净化社会空气，其生命力才会长久，也才能为上海大学社会学学科的持续进步提供绵绵不绝的动力。
第三，"反求诸己而已矣"。这还是孟子的话，说的是我们要多多反躬自问而不是埋怨别人。社会学是一门反思和批判社会的学问，但是，批判社会的前提是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同样，作为知识分子，最与众不同的一点就应该是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能力，就是对自己对他人一视同仁、推己及人的能力。我常跟学生说崔卫平女士的一句话："你所站立的地方是中国，你怎么样，中国就怎么样。"当愈来愈多的人坚持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时，个体在变好，学界和社会也就变好了。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为什么在办杂志时一定要坚持完全匿名的投审稿和同行评议制度？为什么我的同事会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与学生的交往上？为什么我们的学术共同体能够建立并持久地维系？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反躬自问是关键原因之一：我们也是作者，而且我们也从学生阶段走过来，我们都有过作为弱者的经历；我们不能在作为弱者时抱怨社会不公，作为掌权者时又拼命利用和强化这种不公，这样就会"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学术和社会进步永远不可能出现。有鉴于此，我们与其坐而论道或者怨天尤人，不如起而行道，以己之昭昭，启人之昭昭，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学界创造一些公正的机会，变老板与打工者的师生关系为平等的师友关系。
第四，尊重自己，就会获得别人尊重；反之亦然。这样的体会来自两个方面：当年我们实行匿名投审稿系统时，一些人跟我说，我们是地方性大学，学科发展的命脉掌握在别人手中，要搞好同他们的关系，不要得罪他们。但是，我们还是我行我素地推行了这种制度。虽然其间有个别不愉快，但到第二年，情况就彻底改观，关系稿基本消失，迎来的是普遍好评和肃然起敬。由此可见，虽然是地方大学，但也没有理由妄自菲薄，只要你的刊物有特色，质量高，做法公正，学界就会尊重你，否则，人家始终会把你当作堆放垃圾的后院。第二个方面是来自与学生的关系。一直有种声音，认为现在的学生一代不如一代。这种说法肯定是有问题的。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缺点，但也一定有其他代人无法比肩的优点。80后90后成长在中国改革开放成就显著的背景下，这些之前无法想象的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培育了他们的创造力、智力、知识面、权利意识，他们在这些方面比历史上任何时期的中国人都强得多。看到他们的优点，尊重他们，与他们平等交往，学会从他们身上获取灵感和知识，就能赢得他们的尊重，教学相长的目标就能实现。大家可能都知道社会学院在连续三届的全国挑战杯竞赛中斩获颇丰，但可能不知道，这些成果的背后是长期以来师生之间融洽的人际和学术关系的营造过程。在社会学院，至少有十来个读书会，这些读书会几年甚至十几年如一日，从未间断，本科生研究生老师坐在一起，切磋学术，交流观点。这些读书会都是老师自发组织的，没有资助，老师也不需要资助。为了不耽误读书会，老师要牺牲个人时间，要推掉各种应酬和会议，调整出差时间。2012年，社会学院几位老师协助学生成立了三重檐社，这个话剧社的权力结构是倒置的，学生担任社长、导演、编剧、主演等主要角色，老师则是助理、跑龙套。在社会学院，很多老师都和学生相互关注微信，可以开玩笑，可以传达观点，也可以讨论问题。最近，《社会》杂志鼓励学生建立一个微信公众号"索骥"，目的是请孩子们用他们的语言向他们的同龄人推送《社会》杂志刊发的抽象学术论文的观点，孩子们做得很卖力，暑假期间每天推送一篇原创小文。总而言之，只要你尊重学生，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优长，只要你不认为老师就应该比学生厉害即使不厉害也要装得厉害，你就能成为学生真正的良师益友，就能获得他们的尊重，学生才会真切体受到自己在上大学而非被大学上。虽然出生在教师家庭，虽然做了十多年老师，但我从未认真过过教师节，也许这是第一次。我心中的教师节，应该是教师群体的自我反思和批判的日子。大学教师这个群体很特殊，在儒家文化中被称为"士"，在近代西方文化中被称为"知识分子"。这两个称谓都决定了大学教师不能满足于做读书人，做科学家和教书匠，而应该承担起"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道德责任。我们不应该被社会浊流裹挟，更不能甘愿于被"叫兽"，或者以社会原因为自己的堕落狡辩和卸责，我们真正要做的，是利用这三尺讲台，利用手中的笔，利用自己的脑子，独立思考，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实践，推己及人，为社会的文明进程做出贡献。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