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2日上午9点30分，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赵鼎新教授在上海高校社会学E－研究院会议室作了题为“Warring States Interstate Relations and Unification of China”讲座。讲座由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刘玉照教授主持，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张敦福、张佩国、陆小聪、董国礼、刘春燕、杨锃、黄晓春、金桥老师以及美国西北大学社会学博士候选人徐彬老师等出席，并和聆听讲座的同学们共同参与、积极讨论。

这次讲座的主题是赵鼎新教授正在撰写其著作第七章节的一部分，该部分着重阐释春秋战国时期国际关系和秦朝的统一，其中也隐含了和西方的比较。赵教授介绍道，整本书旨在解释春秋战国时期理性化的过程，对于这个“理性化”，他为免大家误解其意义，指出它是特指“工具理性”。“理性化”包括军事策略和军事装备的理性化、经济的理性化、意识形态的理性化、政治的理性化。他认为在中国古代，政治理性化独大，经济与军事理性化被压抑；而在西方，经济和军事理性化逐渐强化。

赵鼎新教授尤为推崇迈克曼关于社会的四个组织网络的理论，认为社会由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四个维度组成。但他指出其理论缺陷在于“解释了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而对于社会发展的过渡阶段缺乏解释力”。他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两点补充：第一，迈克曼的模型只是一种理想类型，而实际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四个维度成网络状交叠，哪个领域越杂交化，其权力就越大； 第二，这四个维度是人类的四个竞争的领域。赵教授强调，他在这里引入斯宾塞“竞争”的观点，是突出四者功能性的起源，但是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目的论。接着分析了他所概括的四个理性化的特点，意识形态的理性化难以分辨其输赢，并且难以形成积累性发展；政治的理性化虽然输赢易见，但是竞争链条很短，规律多变，难以把握；而经济和军事理性化就大不一样，不仅输赢容易分辨，竞争链也容易拉长，均是竞争导致政治力量的增长，国家权力开始向政治集中，经济竞争使国家权力向社会集中。意识形态的理性化和政治的理性化难以把握或难以发展，它们的发展都可以促进价值理性的增长，而军事和经济的理性化会促进工具理性的增长。

在阐述政治理性化的时候，赵教授对韦伯的“现代化”的概念作了辨析，他不同意把官僚体制作为现代化标准的观点，他认为现代化体现为个人主义的工具理性价值观的增长。由此他不认同中国政治早熟的观点，他认为这仅仅是中国的官僚体制建构得比较早，而官僚制是国家控制下的工具理性，在他看来并不是“政治早熟”。

最后赵教授详细介绍了他在书中对春秋战国时期九百多场战争的分析。他把这期间的战争划分为三个时期和战争的十一个目的，通过对其百分比的比较，来分析当时战争的形势和秦朝统一的原因：发现三个时期内，为领土争夺发生的战争的百分比逐步显著增加，为面子国体等目的发生的战争越来越少。因此他得出结论，在这三个时期内，工具理性逐渐上升，而价值理性逐渐被压抑。与西方不同的是，欧洲的战争大多是因为信仰分歧造成的，战争为的是争对错而非得失。

讲座结束后，在场学生就“如何成功地进行学术研究”和“中西方对理性的理解”这两个问题作了热烈的讨论，赵鼎新教授耐心地一一回答，见解独到，入木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