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8日，红色收藏家刘德保先生做客马丹丹老师的文化人类学教室，给同学们开设了“伟大的时代——文革记忆与红色收藏”的讲座。刘德保讲述了自己的收藏经历：原是上海普通工人，从收藏旧报纸开始，不自觉地收藏文革时期的文化，而今已是名副其实的红色收藏家了：报纸50万份，电影拷贝3600多部，海报宣传画1万多份。他在曹杨路租赁了一个仓库，定期给知青们放映电影，目前和曲阳图书馆合作，开辟“红色记忆”的公共领域，学者与中老青观众一同欣赏“过去的影像”、讨论“过去的声音”。这次邀请刘先生进入高校课堂开设讲座，目的也是为了和年轻的大学生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以文革为媒介，嫁接起解释过去、认识当下的桥梁，正如主讲人所说：“可怕的不是否定历史，而是面对历史”。与文化人类学课程相呼应的是：1.达尔文认为良心（实质是自我的反思）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道德意识。2.文化不再是以演化、改良的渐进方式走向文明的成熟，而是在60年代发生了激烈的变革，以文化的革命的方式实践社会的使命。
刘德保作为亲历者，讲述了他作为学生代表在首都北京两次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情景，并带来了珍贵的旧报纸与同学们分享1960年代国庆节的节日气氛，具有口述史和文革史料价值。发表了对大民主的看法，重申了不破不立的辩证法，认真学习，善于学习，以辩证法指导自己的人生。勉励青年独立思考，自主自强，做未来的主人。特别是青年对未来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寄予了殷切的希望。讲座最后，同学们就当下的困惑，历史的迷茫，价值的选择等问题与刘德保先生进行了平等的交流和对话。
5月5日，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东亚研究教授Christopher Connery给文化人类学课堂的同学们带来了“60年代的文化革命与摇滚音乐”讲座，继续就60年代的文化革命进行探讨，将上周刘德保先生讲述的文革经验扩展至全球化，探讨60年代社会运动影响的普遍社会解放与政治民主呼声。其中西方反文化运动仅仅以“西方经验”的方式，与第三世界一道加入了反战、反帝、民主的行列。这一西方经验往往以嬉皮士、性解放、妇女解放等方式表现。Christopher与大家分享了鲍勃·迪伦、披头士等60年代摇滚歌手的音乐，以摇滚音乐为题材，讲解了赏析摇滚音乐的方法，阐释摇滚嵌入的社会语境与传达的社会意义。同样作为反文化运动的亲历者，Christopher谙熟摇滚音乐的演化史，尤其是注重从感官和感受层面开启音乐的直接作用，实质上又是指向解放，引起了统治者的恐惧，召唤了民众的大联合。他讲解到蓝调是一种绝望与寻找出路混合在一起的音乐形式，他也追溯了鲍勃·迪伦从乡村音乐的缘起走向摇滚的人生历程，披头士的《让我握住你的手》诉诸的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接触、传递的爱意和毫不掩饰的表白，宣告了60年代音乐即将开始的时代精神。为了更好的开启音乐与心灵的沟通，Christopher运用“通感”的概念，解释音乐不同于绘画、舞蹈等艺术形式的综合作用，在有意识的形式探索中，它甚至导向想象力、无意识与迷狂的精神状态，它之所以与大麻联系起来的迷幻境界在于：自我的意识消失了，瞬间进入了一个奇妙而陌生的“真实”。西方反文化运动作为“西方经验”经过翻译等途径不断地进入中国的视野，且为人熟悉，然而Christopher讲座不可忽视的一点贡献是：以参与者的主体立场向在中国学生传递这一“西方经验”，再现的同时，为他者的跨文化交流做出了有益于中美两国增强理解和认同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在走进鲍勃·迪伦的音乐世界的同时，Christopher提到了乡村音乐的灵感来自于民谣和神话、传说等“下里巴人”在偏僻的山村共享的口头传统，包含了超现实的想象，口头传统的民间文化滋养了“垮掉的一代”部分诗人，进而影响到嬉皮士、音乐等，反文化运动从民俗汲取的灵感似乎还可以挖掘更多。在互动的环节，有学生提出为什么60年代文化革命是全球化的现象？为什么我们今天是这样？文化相对主义与60年代社会运动的承接关系，Christopher均作了回应。也可以这样表述：60年代提供了打通语言、民族主义障碍的“共在”空间的可能，因此，它既是研究领域，又是时间意识往往因为意识形态差异而客观造成的“时差”的扭转，需要一种文化的礼物沟通全球化表面下实质的理解的渴望。
5月12日，在上海博物馆任职的人类学者张经纬应邀客座文化人类学课堂，给同学们带来了一场人类学思想的盛宴：“二战以来的人类学与西方社会思想”。如果说现代人类学在一战前后确立，在马林诺夫斯基、莫斯和博厄斯各自的人类学传统，确立了普适的进步主义和技术理性的信心，以及自由、民主、文化相对主义等核心价值。60年代又经历了一场普遍的西方现代性危机与文明的信心瓦解，正如前两次讲座所揭示的60年代“要爱，不要战争”个体的反叛与逃避，可以说二战以来的人类学担负了在濒临毁灭与崩溃边缘的人类文明的重建与责任的感召，提出了一系列基本的命题不得不回应：我们的文明是好的吗？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现代化思想是普适的真理吗？纳粹的极权主义为什么能够践踏宣扬自由与民主的欧洲疆土乃至带来世界性的灾难？如果支持社会团结和现代性秩序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丧失了合法性，基于什么样的理论和思想替代呢？从而能够为多样性和“另一种可能”提供人类学的学科支持呢？问题和焦虑一同构成了二战以后的人类学处境，在给出这一系列问题的基本描述之后，即按照演讲人所说的“还原情境”的方法，张经纬讲述了结构主义的基本思想与基础脉络，揭示了结构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的激励关系。结构主义契合了二战后西方学术氛围的需求：重建西方的文明，为文明提供反思的工具。在叙述结构主义的背景以及影响的过程中，张经纬抓住类似于社会戏剧的张力回应社会现实——二战以后巨大的分水岭出现，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与非西方的“民族中心主义”的对峙。在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冲击下，纳粹德国上台，鼓吹排犹主义、种族主义，加上日本、意大利的支持，民族中心主义成为维系欧洲文化与文明致命的威胁，民主的敌人，因此，结构主义就在价值观“行将丧失”的特殊时期，给予最为重要的强心剂与整合人心的社会科学希望之一，且促成了二战以后人类学从废墟中瞩目崛起，及时地凝聚了人类学面对“忧郁的热带”渐行渐远的世界文明版图，避免了人类价值的崩溃，同时也强化了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稳定社会的“宏大理论”。结构主义思潮之后，人类学演化为三个主要方向：新进化论、符号主义（象征人类学）和阐释人类学，然而它们是怎样产生的，演讲人将其思想源头“还原”到纳粹德国的反思，对阐释人类学的解释可谓独辟蹊径。结构主义分化的结果无疑是解构主义。张经纬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加深了60年代反文化运动的背景理解：进入冷战思维，个体的恐惧与社会的恐惧迭加，厌战情绪的爆发，逃避、摇滚、性解放是最有力的个体反抗与“公社”实验。至于解构主义之后人类学的趋势，由于时间的限制，张经纬只得在个体主义和实践人类学戛然而止，也留下了更多的欲言又止。在翻译和“理论还原”的缝隙中游走的人类学者张经纬在“比兴”的演讲状态中以“横截面”的方式将二十世纪人类学思想史贯穿自己的问题意识、一气呵成，这一尝试的价值在于争鸣大于主张、思想的联系大于派系的批判，也给现代人类学与后现代人类学之间的鸿沟补上了过渡的理论气质。（报道人：王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