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晚6点，旧金山大学人文学院教授Mary Scott应马丹丹老师之邀，做客“上海城市研究”课堂，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讲座“郑振铎与上海文化”。Mary Scott讲述了她和郑振铎研究结缘的偶然经历：在大学图书馆阅读到郑先生编辑的装帧精美的插图版的中国文学史，到查找中国文学理论索引注意到郑振铎尤其是他的“语言欧化”的言论或主张，使她从明清中国文学进入现代文学领域，开始了陆陆续续长达十三年的郑振铎研究。去年她有机会来到上海访学，居住上海期间，继续完善郑振铎人物专著，并拜访了郑先生的家人。此次课堂讲座，Mary很高兴和选修上海城市研究的各个专业的同学们探讨郑振铎与上海文化的深厚联系，了解到大多数同学是工科专业背景，Mary幽默地说：“也许你们会受到影响转到文学系来的。”

Mary从郑振铎一生的经历中间的故事讲起，她念了唐韬描写的郑振铎在“一二八”战争时期商务印书馆造毁前夕的忧心忡忡一幕，拉开了郑振铎四个历史时期的文化活动与学术创作：1919-1927五四时代，1927-1937（国民党南京政府）左联时代，1937-1941上海孤岛时代，1949-1958解放以后，由于事业的奠基、社会活动的舞台，生活的重心均在上海展开，郑振铎有一种“上海情结”，以致解放后在北京工作生活的郑振铎还思念对他而言熟悉的上海生活氛围。是什么引起了她对郑振铎的研究兴趣，或许是他的矛盾性人格的集中以及广博的开放的人文知识体系，在1957年反右斗争的政治化气氛中，郑振铎的处境就显得模棱两可而无所适从：他被批判为亲胡适，事实上他常常批评胡适亲国民党政府的立场，他被批为右派，事实上他又与瞿秋白关系甚笃，与大部分左联成员关系密切，他被批为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事实上他一生致力于挖掘俗文学史，对劳动人民有着深切的同情，搜集被精英不齿的“不入流”的唱本、宝卷、戏曲和小说。正是郑振铎广阔的社交网络，Mary称之为“很会交朋友”，广泛的文化活动和自觉的收藏实践，使得郑振铎无法用左或右意识形态贴标签，也无法用文学理论家来束缚其学术视野，再现郑振铎在1957年反右运动的困境，Mary引导在座师生思考郑振铎与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以及文化超越的可能。

然而郑振铎的矛盾还不仅止于政治，他自身的二重性也构成了人格魅力的奇葩：一方面宣扬“语言欧化”，“语言欧化”是一个难以界定的概念，有其激进性所在，郑振铎致力于翻译和交流的事业，如把世界的文学翻译到中国来，把中国的文学介绍到世界；另一方面又有强烈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情感，对民族文学、民族形式有着“抵抗性”的坚持，《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等不可替代价值的文学理论专著写于“一二八”和抗日战争的悲愤心情顿时可察。致力于世界文学史填补中国文学史的空白的努力与“语言欧化”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也可以看作与郑振铎同时代的学者的知识结构的共通性所在：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铸就了一代学者的不可或缺的学术精神，而郑先生流露的世界主义意识却更像上海这座奇异的城市：世界主义在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双重交流与碰撞的过程中蹒跚成长。郑振铎早期致力于翻译，后期又转入考古，特别是敦煌莫高窟的浓厚兴趣，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频繁的外交、交流活动，郑振铎始终保持了他所称之为逾越语言障碍、跨文化交流与文化保存的工作。正因为此背景，郑振铎自身就是文化超越的写照。

“八一三”抗战爆发，在流亡和苟且的气氛中，郑振铎等人还在商议和重庆文化当局要钱征购四处散落的古籍。Mary平淡的叙述引起了在座师生心灵的震动。难能可贵的是，Mary Scott在细微处流露着文化人类学的关怀：她说对美国人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从太平洋战争真正开始，对于中国人而言却是从“一二八”就开始的漫长的痛苦的抗日战争历程。这次作者对郑振铎的讲述恰如其抽丝剥茧的研究，平淡细腻的风格散发着韧性和谦卑，在完成对象化的生命的同时也完成了自我。讲座后，马丹丹老师还就“变文”与Mary进行了讨论，希望她有机会再来上大做一次有关变文的讲座。（供稿：周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