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19日（星期四）上午，人类学研究所马丹丹老师在社会学E-研究院B417作了“属下能说话吗——一次‘诉苦文类’的跋涉”的演讲。会议由张江华教授主持，徐有威教授、黄景春副教授等应邀为点评嘉宾并出席了会议，博士生张琼为研究生评议人，继她的“从外来妹到外来媳”的博士论文预答辩后，此番也算是重返论坛。文学院硕士和博士生约20人听取了此次报告会。

马丹丹老师以继博士论文之后2009年寒假第三次田野回访的经历为引子，发现档案、地方志文献和口述的分离性和悖论以及“清流”现象，提出一个“文献积淀层”的概念；以翻身为开始回溯过去，并在“话语”的背后发现强大的意识壁垒来分解其历史的真实性，从而把我们带入她叙述的主题，对时空中历史主体性和文本叙事真实性的质疑和拷问，进行了一次“诉苦”文类的跋涉。首先，马丹丹博士从《东方红》和《柳堡的故事》影视片段对比中阐释了情景性的错综复杂对诉苦文类的区隔，并在诉苦中发现历史如何得以延续，以及历史的叙述性主体残缺；紧接着，报告人对“诉苦”残缺的追问，提升到文章的核心，即对主体化策略的反思和文字再生产的“审视”，反思性地旁征博引，指出个体主义谮越的困境，发现民族志中被遮蔽的“我”；最后报告人感谢支持费孝通学术论坛的师生，特别是人类学研究所的三位老师，并用“在路上”表达了自己对民族志书写的信心和勇气。

评议人张琼博士认为，报告人思维庞杂，有一种战斗的勇气，带了一个彻底的反思性的立场，就是剖析了对知识分子如何表述底层，在这个建构过程中我应该做什么，自己在这种权力文化当中位置是什么？徐有威教授从自身的学术研究领域和作者进行了对话，通过生动鲜活的故事，提出口述史和地方志的结合以及对底层材料收集和关注的重要性；黄景春教授也通过自己的田野经历提出“话语”的互主性，我们在知识话语下打量别人的时候，不知道别人又是如何来看待自己和其他，对马丹丹的文章作了补充。与会的研究生同学也参与了报告的讨论和对话。

最后主持人张江华教授对马丹丹老师如何将自己的优点和问题的聚焦性以及逻辑性结合给与了关切，同时认为这次报告是一次精彩的演讲，包括从演讲者到评议人到最后的讨论，都是很精彩的一个过程，这个精彩是大家，演讲者、老师和同学，一起共同完成的。

附

报告人手札：龚翰整理完录音后，一直不敢看，冷却了三天后，才重温一遍，熟料，自己都被自己和每一个回应的师生感动了，这种温暖，冲和了一直被鲁迅萦绕的孤独。还记得会场上和江华老师两句经典的对白：

鲁迅说，人间的悲欢并不相通

江华：人间的悲欢相通；

我只觉得吵闹

江华：我只觉得温暖。

郑庆杰质询在路上终究如何面对选择？龚翰质询究竟如何走进他者？张琼反问既然质询栖身书写的“匿名的我”，那么本质在哪里？还有不知名的读者追问警醒了又怎么办？一系列问题，使我其实面临到新的问题——最后我没办法守住鲁迅的孤独，而不得不向“庶民性”妥协。这个两难，使我匆匆阅读了葛兰西《狱中札记》前篇，如果庶民是从他的“文化霸权”提出。他指出知识分子和民众仅仅是“知识”量的区分，每个人都是知识分子。在后来的修改过程中，我把“回到鲁迅”删了，看来是报告的批评对我产生了影响。徐老师说看到援引精英思想史心里很难过，底层的疾苦知道太少了；黄老师看出了我和徐老师研究土匪的路数不同，亦兴致勃勃探讨豫西南的匪患田野，鲜活的口述，表达了对“土匪是背离社会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反思，可说是与他者耳濡目染了吧。而我的田野，包括我的匪患反思，一直是在“隔”的困境中挣扎，当主体性策略纷纷落马，我此番写作，开始正视这种“隔”的事实：匿名的我。所以到最后其实没有回应郑庆杰的问题：基于一种立场的选择。或许是我还未能理解鲁迅，我看到他身上的尼采影子，却不知道他是如何规避同化，保存孤独。假如他活到抗日战争，而不是撒手人寰，他是否能拒绝一滴水融于大海？然而恰恰是他无法解脱被复写、被捆绑的民族命运，这或许是他一开始写作“我”的悲声。葛兰西说任何高等文化均有它的民俗学基础，但是他弹奏的是归属于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占领文化的阵地战，如果知识分子终究担负起呐喊先声。就目前而言，我拨开诉苦的迷雾，接下来做的工作是两部分，一是内部边界的延展形式，二是神经症的临床研究。二者整合起来算不算伫立于城墙根，一面唱着“跑马城墙”的乡愁，一面又徘徊于文明与野蛮之间，为那城墙的潜意识低徊不已。

注：3月23日与徐有威老师会晤，就人类学与历史学的接轨开展了非正式的饶有兴味的对话，我初步学习到历史文献的重要性，一部可信的民族志，看来，没有扎实的文献基础，是缺失的；而人类学“向下”或者走进他者的田野访谈，又止于底层精英，或许亦是可以供反思的。

再次致谢参与“诉苦”批评的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