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5日下午1 点，在社会学Ｅ－研究院会议室B417，由社会学系黄晓春老师作题目为《碰撞与融合：信息技术嵌入政府部门运作的机制研究－－－以上海LF街道一门式电子政务中心为案例的分析》的学术报告会。翁定军和刘玉照两位老师任评议人。信息技术是一个令人感觉熟悉而又陌生的话题。对于黄晓春博士将如何用社会学话语来演绎这个话题，在场的同学们充满了期待。

黄老师首先点明，“技术与组织关系”的研究是组织社会学中非常核心的部分。紧接着，又对这方面研究的背景和脉络作了清晰的梳理。“技术与组织的关系”主要有三个研究取向，按其产生先后大致分为：（1）技术决定论：把技术是一种自主的结构，它支配和决定组织的结构。（2）社会建构论：组织建构了技术系统，并赋予技术系统以意义。（3）互构论：技术和组织结构是互相影响和制约的，互为因果。第三种研究思路比前两者体现出更强大的解释力度，但却使“技术与组织”的研究陷入了循环解释的困境。美国学者巴利将时间维度引入研究， 同时将研究导向“技术与组织如何相互影响”的过程研究，打破了原来的研究困境。

在对组织社会学理论长期积累之后，黄晓春老师领悟到巴利所开拓的新的研究空间。在对LF街道引进一门式电子信息管理技术的过程进行长时间跟踪和观察之后，黄老师结合巴利和简•芳汀两位美国学者的研究，建立“技术—结构”的时间序列互动分析模型。该模型按照技术与结构互动内涵的发展将互动阶段分为三段：“技术定型期”、“技术扎根期”以及“技术成熟期”，三阶段处于连绵的时空情境之中。信息技术不仅具有结构嵌入性特征，同时也具有自身的刚性。黄老师认为信息技术引入组织的过程式也是组织内部复杂的微观“政治过程”：技术提供了变革的可能，并被组织内不同的行动者赋予不同的期望和意义，这些行动者借助技术的引入，而延续着之前组织内不同部门和力量间的相互影响。

在黄老师理论结合个案的生动演讲之后，几位评议人作出评议。翁定军老师对该研究的扎实程度表示赞誉，并有关信息技术方面提了些具体问题。刘玉照老师认为，如果把“结构”打开来，实证性命题将可往前继续延伸，比如什么技术推进什么结构，什么结构导致什么技术。马丹丹博士高度赞扬了报告人的研究是组织社会学方向的有冲击力的一篇力作，报告人对制度与技术的关系的思考可谓步步推进，另“外行”也一目了然；另一方面，也表示了人类学的焦虑——在该文流露出的刘玉照老师所言的“技术决定论”强音下消逝、抹去的人的生存境遇又涌动在胸臆，从身份证明到老技师的淘汰，到个体歇斯底里追偿制度“不可计算”的微观生活责任，在技术面前，或者说以技术为屏障，在“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下，呈现的是现代人集体陷入的不同差异经验重叠的荒诞片刻。这些朴素的生活经验直接追问的制度与技术协同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矛盾，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脱节，这显然是个韦伯命题，韦伯在《支配社会学》等书中一方面致力于官僚制的纯粹理性，另一方面又切入支配的前提，提出“正当性”的概念，在这个概念范畴，韦伯提出了实质“公道”或责任伦理的学术良知，韦伯的命题或许是报告人制度与技术关系命题的反思可能。对于这一“外行”的评议，报告人善意地表示了宽容，刘玉照老师则隐晦地支持了一把“为什么在形成单篇论文的时候，把制度与结构留下，把人都删去了”。在进入研究生的提问环节后，刘玉照老师还就什么是“一般性思考”做出了进一步的阐述。

继评议之后，黄晓春博士做了严肃的反思，或回应：

组织研究尤其是组织社会学研究并非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发展过程中的大多数论辩实际上都受到社会学、经济学学术理论发展的影响，离开了这些理论交锋，我们其实不能理解研究者的真实意图。新技术与组织的研究背后，真正的问题意识在于：

1）“是更科层化了还是去科层了”（或者表达为“钱德勒式企业是否趋于解体”，至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问题，人们也许会注意到，但一般不作为讨论的核心）；

2）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技术如何引发人类组织的整体性变化，机制性过程又具有何种结构特征，从这个意义来说，这个研究脉络又体现出了社会学的元命题争论（即行动与结构之间的关系）；

3）新技术的选择逻辑，这其中隐含着人类有组织行动的逻辑问题，当前经济学和美国社会学的制度学派在这方面有很漂亮的交锋，而且美国同行值得我辈学习。目前作者有一篇文章正在关注。

然而，批评与反思往往在碰撞中推进知识的生产，宽容凸显思想的严谨，可以说，报告人就制度与技术的关系认知框架在研究现状基础的推进上已达到了深入的境界，对于走出制度与技术的互动论提供了一线生机。正如该文结论所言，“本文的潜在的努力在于指出：大多数以管理和协调人类行为为根本目标的技术（方案），从本质上说都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追求实验室逻辑的技术，它或多或少都被嵌入了某些特有的制度安排、关怀或目标取向。因此，当我们去观察某种技术对组织运作的影响机制时，不仅要关注技术自身的特征……而且还要分析这种技术方案背后所蕴涵的特有逻辑，以及这种逻辑和即将植入结构之间的关系格局。这种新的分析方向，并非意味着形成一种新的决定论，而是意味着打开一幅关于信息技术影响组织运作分析的全程画卷的前端——在此之前这一部分总是身处研究聚光圈之外。”

这场精彩的报告，给在座的同学提供了一个新的学术视野，引发了大家对于技术与社会关系的深入思考，让人受益匪浅。